我们从图书馆里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透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其实，林昭在考人北大以前就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考人北大中文系仍在新闻专业学习，她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众文体皆能，若不是命运不祥，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文学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六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例如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大学生合唱团、摄影社、美术社、武术社、北大诗社等等。
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校园诗坛上的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越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诗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声诗坛的著名诗人与诗歌评论家！
而林昭则以江南女儿独具的聪颖与文思，以她的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的丰赡素养，在北大诗坛占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她极爱与人逗嘴，每次雅集总不免先口战良久，戏谑争胜，猜灯谜、忆亡书，气氛热烈。其时，我混迹于这北大校园诗人群之间，忝列末座，耳濡目染着天才花园里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贫瘠与乏陋，获益匪浅！今日思之，堪谓幸运！但这种文学与友谊的结社，自1957年后，便霜残雨摧。真可谓燕园春色灭、斯文绝，大有“草色遥看”的怅惘与萧然之态！令人兴叹！
北大诗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三十二开小本，后自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成员，于是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对清样的校对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往往在车间里一呆就是半天，连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也佩服不已。记得1955年的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她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的校对，而后签字付印。那一期她和我是责任编辑，我们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我和她走到大饭厅里时同学们多已散去，食堂工人已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装舞会即将在这儿开始，我们只从窗口要了两份菜，在一个角落里的餐桌边匆匆吞咽了事。元旦清晨，未及到老师家中拜年，我和她如约在印刷厂见面，取走了工人师傅昨晚加班赶印的《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专号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堪称朴素而美观——这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但是，林昭在《北大诗刊》编辑部却只是兼职，她的“本职”则是在校刊编辑部，与我们的另一位女才子张玲同编副刊《未名湖》。我有时向校刊文艺副刊投稿，便会受到林昭的“编辑大人”般的品头评足，幸亏张玲往往在场，为我声援。“张玲、林昭”，这两个不可分开的名字，在当时北大校园诗坛上引人注目，她们的诗情与奇想，往往令我等“须眉”之辈瞠目惊叹。她们的诗已不仅仅在北大校内刊物上发表，还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问世，张玲的一首题为《照相》的诗，其中有句云：“笑呀，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