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装模装样地掏出纸笔，记下了张学思的申诉。以下，就是笔者查到的原始记录：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54岁的人还得肺病，一般的30岁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绝对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现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对犯人也要给一些宽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罚我都行，给我加罪也行，现在我不是来医院治罪的！”
“我想从吃的方面来配合治疗，所以我提出买东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想吃点香肠、酸菜，他们说没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即使给我加罪。你们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这里这么好的山林空气，对我这样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这里几个月不开门窗，还用铁丝把窗子拧起来，我这样的人还能跳楼自杀吗？能不能给我点宽大？！难道饭不给我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行吗？……”
这是一个身临绝境的人发出的求生呼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
张学思的病情在继续发展，到3月下旬进一步恶化，不断地发高烧。他已不能起床，连翻身都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医院检查发现，张学思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起了变化，呼吸加快，心肌损伤。
眼见张学思病情危重，3月27日，主管张学思专案的部门才作出让家属看望的决定。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照例是一人受难，祸及全家，张学思的6个子女，分别被赶到黑龙江、内蒙、陕北、青海等边远地区插队劳动。最小的女儿，才14岁，只是由于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关照，才得以留京郊毛纺厂当了徒工。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张学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看见她们惊愕的眼光，拉着孩子的手说：“不认识爸爸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啊（喻体重掉了90斤）！”谢雪萍同志见张学思骨瘦如柴，完全变了模样，禁不住一阵心酸。她还是强忍着悲痛，安慰张学思好好养病，告诉他老母亲健康，子女们也都好。这些话给病危的张学思带来一点安慰。
1970年4月1日，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放着中央军委转来的《关于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周总理看完这份材料，浓眉紧紧蹙起，消瘦的脸庞显出异样严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笔批示道：
“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
敬爱的周总理，在自己非常困难的处境之中，向张学思伸来了救援之手。
周总理的指示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进行了会诊，提出了几条治疗意见。李作鹏一伙对周总理的指示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抵制和阻挠。到了4月底，张学思的病情继续恶化。5月初，张学思已完全靠输液输氧来维持生命。
5月21日，医院报告张学思病危。
26日，专案组的人才不得不告诉张学思：“中央首长对你很关心，直接向医院下达指示，要医院设法治好你的病。”并问张学思：“你有什么话要对组织讲的？”
张学思这时神志非常清醒，他强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说：“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喘息了一会，示意记下他要讲的话。
以下，是笔者见到的原始记录：
“关于我的问题，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弄清楚的。”
“一个党籍问题，一个东北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一生是难忘的。”
“在我青年时代，说我很进步也不是那样，说我没有一点进步思想也不是那样，要不我为什么不去投靠国民党呢？我是不是混进共产党内来的？我相信组织上是会搞清楚的，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个特殊人物，难道对我的入党问题就不去查一查吗？”
“东北问题，其中好多问题，我没办法回答，譬如在东北和彭真的问题，一直到我反省前，没有看到彭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的文件，我到底跟彭真做了什么错事坏事？一直不清楚嘛！”
“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有联系，国民党长期对我进行策反，我认为没有。”
“就说这些吧，我说的不完全，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罚不当罪，罪不当罚的。像我这样的人，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我又是一个这样家庭出身的人。”
“我万一不行了，我希望见一见我的母亲，如果医疗上还有办法的话，我现在可以不见，我提出来，请组织上考虑。”
当再问他对家属子女还什么要讲的时，张学思回答：“没有，叫他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
这是张学思在临终前最后一次的长时间的讲话，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一次做了明确的否认。这个遗言，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
在张学思逝世的前夕，他的夫人谢雪萍曾与他见了最后的一面，她和笔者讲述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