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派人来北京做张学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同张学思有过接触……
张学思：我认为，这不能成为证据。你们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写在自传里的一些个人经历。关于戴笠请吃饭的事，我自传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来副主席之命进行释放张学良活动，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经过，回来我马上就向组织上作了报告。同样，在香港启德机场学开飞机，那也是受组织之命去香港待命。为多掌握一门本领，我自己掏钱学的。在香港的游人，只要掏钱，谁都可以学，这里有什么把柄可抓？你们根据这个来定我“特嫌”简直是荒唐可笑！
专安组又批张学思的态度，要他不要抵赖，老实交代。
张学思：你们给我定罪的依据不仅可笑，而且可怜。既然我张学思在抗战的时候就已成了特务了，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还有什么必要向我策反呢？
专案组又是一顿批斗。
张学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你们说某某人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和我接过头，这怎么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苏联留学呢，难道我有分身术，跑到北京来参加会？
……
专案组认为张学思“态度极端顽固”，给他吃了不少苦头，还逼迫他承认参与“东北叛党集团”，与吕正操等人开黑会，联名给蒋介石打电报，企图拉队伍搞兵变叛党，并逼迫他交代在东北时期和彭真搞“独立王国”的所谓罪行……
张学思：这些统统是无中生有，是造谣诬陷！
（六）
林彪集团原以为张学思会“屈打成招”，但张学思不屈的抗争使他们连连碰壁，十分难堪。李作鹏曾指示专案组：张学思的假党员问题，要在海军第四次党代会前定下来，开会时我们就好向大家讲了。可是，张学思的入党介绍人王岳石（王金镜）始终证明张学思是正式入党的。李作鹏一伙束手无策，原定的在海军第四次党代会上宣布开除张学思出党的阴谋计划无法实现。
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即使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张学思的所谓问题，经过多次内查外调，搞了几年也无任何证据。连“专案组”也泄了气。他们打报告，请求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但林彪在海军的一个头目×××却批示道：“年长日久了，问题搞不清，也不要轻易否定，可以挂起来”。这一句话，就使张学思结案无期。他们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他们示意看守人员，对待“特务分子”要“爱憎分明”，进而怂恿看守人员来折磨张学思。他们不让张学思放风，不让他睡觉休息，有的看守故意往张学思屋里吐痰，然后逼他打扫干净。张学思的烟瘾很重，看守却不许他抽烟，只给他抽霉烂的干菜叶子。在寒冷的冬天，看守们逼着张学思赤着双手，在院内脱煤坯，做煤饼……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证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越来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治疗。
专案组的人这才“发现”张学思确实病得严重，只得向上报告。
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菌几乎遍及全身。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张学思住院用的张(fang)的化名，7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借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张学思重度营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张学思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借故拒绝，并批他“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对这种折磨实在气愤已极。他不得不绝食抗议，整整3天他没有吃一口饭，这样又加重了病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学思拼尽全力大喊：“叫海军的人来！”专案组的两个人跑来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