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赶死呀！”还恶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权利，我当时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深水沟，结束我的生命。幸好身边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从镇上到市区黄浦江码头，一个多小时里，我把头埋在行李堆里，简直泪如泉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软弱，我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凌辱已无数次了，可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自制。？br>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免去批判、责骂，享受一点温暖，喘一口气。因此，我在第四天该回干校时，总是拖到午后才动身。我由于脊椎病恶化，市区医院给我开了假条，建议留在家里治疗，我把假条托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协会的工宣队接到干校工宣队电话，上门来勒令我回干校，不许延误半天。当我独自一人乘郊区车赶到塘外，又独自一人从镇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经是在傍晚。这边已是海塘之外，没有村子，一片荒寂，树木也极少，只有乌鸦在天上哀鸣，情景凄凉。走在人工河边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狱。
后来，我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很不以为然。在干校，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怎么可能去《记闲》呢？文章避重就轻，“小点缀”“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泪，在她笔下都变成淡泊与笑谈。我是不满意的。
“9·13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连的工宣队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这是由“牛鬼”监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杆制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书中记述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集体生活的痛苦。写了他们渴望自由，不间断的逃跑。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