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我被派到猪棚养猪。在附近小河里捞浮萍，煮猪食喂猪仔。还打扫冲洗猪棚，这一套活，我都能从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赶鸟。稻子成熟时候，鸟都来吃稻子，我就扛一个长竹竿，竿头上吊一个剪成人形的东西，手里提一面小锣。挥一通长竿，打一遍锣。尽情地呼喊，也趁机排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由于当地十分潮湿，宿舍床底下也长出了芦苇。我的脊椎病愈来愈严重，右侧的腰和腿剧痛，连脚跟也肿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队和造反派开恩，改派我到工具间搓草绳。因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绳。巴金也被照顾，同我作伴搓草绳。我在家乡干过农活，搓草绳不难事。巴金缺乏经验，搓出的草绳总是松松垮垮。但是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
我和巴金还被排到食堂里去。有时是拣菜，有时是洗碗筷。在机关监督劳动时，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厨房帮厨，曾经让警惕高的“革命群众”轰出去，说：“像他们这样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到了干校，对我们的防卫似乎松了，不仅可以在食堂里劳动，还可以同别的单位派来帮厨的老“牛鬼”接触谈话。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牛鬼蛇神”曾经在石门路的大“牛棚”和我们作协的“牛鬼”关在一处，可以说是“老伙伴”。所以，有机会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亲切。有时，还敢小声开几句玩笑。可惜，他们“人艺”的牛鬼蛇神有几名情节严重，到了干校仍被隔离。关在三面临水的屋子里，劳动也不让参加。我们很想见他们一面也办不到。？br>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劳动，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粪水也多。因为地里用不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急待交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队老师傅，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白天下地劳动，是“革命群众”、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在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革命群众”就麻烦了。在这样的包围中，笑是不可以的，叹息也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你叹什么气！你还敢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革运动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铺位，就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作恶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作恶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作恶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批“专政对象”，要看你表现怎样。我老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走水路，约十来里水路，造反派头头们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神蛇”。车了往往装得很满，我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才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