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心煮骨的日子
作者：王西彦
我在“牛棚”里蹲了两年后，毛主席就发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区松江县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们这批“牛鬼”排队下乡，才出大门，两边早站好了“工宣队”和“造反派”，又挥红宝书，又呼口号：“打倒×××！”我们像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声讨。到了公社，我们睡在铺稻草的地上，是一层薄薄的干稻草。当时，有巴金、孔罗荪、师陀等。除了劳动，还开“田头批判会”，吃“忆苦饭”。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员给我们都换了大碗，用锅铲压得紧紧的，一定要吃完两碗，不许剩下半口。谁要恶心呕吐了，马上罚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们第二次下农村劳动，还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湿的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个人挤一间小房，像沙丁鱼一样，空隙所剩无几。晚上，只能摸着墙走动。记得辰山那时大喇叭里天天播“样板戏”，从早到晚，连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奉贤“文化干校”。这时候，作协被按军队编制编为上海文化系统某团四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工宣队的，当时奉贤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我们这些“牛鬼”和“革命群众”一同劳动、吃饭、睡觉。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包围下，真是连一句话、一步路、一个眼神、一个叹息，都受到严密监视。
干校是在海塘外约五华里处的一块地。据说，这里曾是一个盐场。地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烧的开水又苦又涩，煮出的米粥，连咸菜也不用吃了。因为盐份大，洗的衣裤老是潮的，不容易干，在郊区辰山下稻田还要小心毒蛇，头部三角形的蝮蛇，剧毒。可到了这里，蛇也没有，因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边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有时，有只雀在空旷的盐碱地上空悲鸣，听了真让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劳动是加固校舍。都是芦苇棚子，四周用芦苇杆子围起来，再涂上很薄的一层泥。棚架是用竹子扎成的。顶上盖一层油毛毡。再铺一层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吱吱发颤。雨天棚顶漏水，在棚子里积成一个个水洼。棚子总是随时要被刮倒的样子。给棚顶加盖稻草，给芦苇墙泥巴，是我们“牛鬼蛇神”经常性的劳动。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还要开会。让我们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监督着互相揭发批判。由于我们彼此都是熟人，多年旧友，相知很深。工宣队和造反派都鼓励我们狠挖、猛揭。但当时，大家都已同为不幸之人，谁还肯投井下石？尽管工宣队和造反派大声催促，警告说：“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点名“勒令”发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强说话，也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大家处境尴尬，就这么煎熬着，渡过这一段开会时间。当时，剧作家柯灵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继续改造，和我编一个班组。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粪池。大约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肩上压着满桶的粪水，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是没脚踝的泥。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里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要真的跌了，还要受到指责，说你劳动态度有问题。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的脸几乎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干校里的学员，按规定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基本上是整天劳动。最初一年，各连队普遍种稻子。我少年时候，干过农活，拔苗、插秧，我还能勉强应付。困难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长期弯腰。在施肥时，我们“老弱”挑不了重担，就派给送空粪桶的活。这是轻活可是也不易。双手提着两只桶，脚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衡，桶底就会碰到稻秧，有时还会把秧踩倒。这样就会经常遭到训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们四连改种蔬菜。活儿就轻松了许多。加上已经过了一年锻炼，对育籽、播种、施肥、松土，还有选秧，我们都还能胜任，不再动辄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档”。此外，我们还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难度比较大，手脚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