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有一次她听见一位从远方来串门的女同学唱《山植树》。那怅惘的甜蜜，那忧郁的幸福，那在两个男性中不可定夺的徘徊与选择，让她听完以后哭了一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植树旁……哦，那茂密的山植树，白花开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植树，为何要发愁……”为此，她相信了一个女性是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
那时，她所爱的两个人，一个正在大牢里，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一个拖着一条残腿，还在警备司令部办着那遥遥无期的学习班。她自己则是在被关押审查一年多之后，送到这个全是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小组来。县里和公社都有专人定期到这儿来收他们的思想汇报与思想检查并进行一番尽情尽兴的训诫。像那些坏脾气的乡下人骂牲口一样。
那次处决行动也是在冬天发生的。
革命是一幕浓烈的戏剧，或者像毛泽东主席讲的那样，是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它将几百年内也不一定出现的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正如这一年岁末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六个月来，好像一天那样短暂，一转眼便过去了。有时，又觉得这六个月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
对于她这一派红卫兵来说，一开场，便独踞舞台，排山倒海，叱咤风云。但一瞬间就将所有的高潮戏演完了。就像季节的温度。八九月份，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人秋便萧瑟下来，到了初冬，竟很寥落了。那时，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牌号的红卫兵。连几个月前那些战战兢兢的“狗崽子”们也扯起了各自的旗帜。这些五花八门的红卫兵中，有一支的实力与影响已超过了她的这一派。这一支雅称“造司”因反对省委，说省委第一书记某次重要讲话好个屈而俗称“屁司”。她这一派雅称“革司”，因支持省委，说这个讲话好得很而被称为“好司”，对立派也称其为“糠司”，由清末保皇党康有为转化而来。学生们放弃了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头老太太或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成年人们，自己互相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对于这些青春男女来说，以同龄的伙伴来作自己的对手，似乎更有情趣更有意味，更能激起争斗的热情。
自从那一次与肖扒货车进京之后，她又多次去北京。有时和肖一起，有时和钟一起，有时三人同行。他们再也没有扒过货车了。每次都有联络员给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与省委的几位领导一起，还坐上了软卧。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就力，就像那部讲十月革命的苏联电影，工人和水兵大大咧咧地踏进华丽的冬宫，痛快地挑逗那些平日为贵族们享用的裸体雕塑一样。但北京一次比一次地疏远了她。到了深秋，北京那最早的一支红卫兵已开始溃散。原先那个给她打电话的女孩已躲回乡下老家去了。她的父亲在深秋的寒风中站在某部的“点鬼台”上，你几个月前的资本家一样挂着黑牌戴着高帽。等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发现父母弟妹也从那座大水库上回来了．父亲还是挂着黑牌戴着高帽回来的。那黑牌和高帽就在一进门的走廊上放着，随时出门随时带上。黑牌上赫然写着七个大字：三反分子林xx。那林xx是倒着写的，用红笔打着叉叉。这是几个月前，她和她的战友们给学校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用的。这一切，她在北京时已预料到了。她又痛苦，又恐慌，革命不仅仅是浪漫，革命还是残酷。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理解这一切。她想起许多年前母亲向她讲起父亲的一件往事：那年，乡下闹革命了，成立了农会，还有农会的武装赤卫队。父亲见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舞刀弄棒，臂上扎一条红布带，就向那个当赤卫队长的远房哥哥说，他要参加。赤卫队长对他说，你的伯伯是大地主，你去把他的头提来，我让你参加。当夜，父亲提来了他伯父的头，参加了赤卫队。那年他十六岁，差不多正是她现在的年纪。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二月初便下了第一场雪。白雪的背景下，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艳丽的革命海洋。工人起来了，店员起来了，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起来了。游行的队伍举着各种字号的旗帜、横幅、领袖像，在一条又一条大街上，呼喊着各自的口号。林林总总的革命组织从临街的窗口伸出自己的旗帜，挂出表达自己观点的条幅，向楼下游行的队伍鼓掌或叫骂。高层建筑上有人往下撒着花花绿绿的传单。所有显眼一点的墙壁都穿上了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的衣裳。没有一面商店的玻璃橱窗还能看得见里面的商品。传统的锣鼓鞭炮和现代的口号以及放着语录歌的高音喇叭在一条又一条街道上此起彼伏。一堆又一堆的人们在寒风中站在街边甚至马路中间激昂地争辩着一些最具体或最抽象的问题。偶尔开过的几辆大卡车，押解着各自的批斗对象匆匆赶往某个大会场……
在这样的城市中，她和她的战友们已不能像夏天那样，戴着他们的袖标，威严而又神圣地走上街头。他们已成为为数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的攻击对象。短短几个月，他们便失去往日人们对他们的那种尊从与敬畏。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