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变成了身负重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生活中：实在没有大哭大笑大吵大闹的机会。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青春男女痛痛快快地扮演了一回痛痛快快的角色。那一次，她在东京一家最大的迪斯科舞厅，黑压压一大片少男少女如同开了锅一样在那儿一秒钟也不停地蹦着，跳着，挤着，撞着，使她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迪斯科舞会。
从北京回到学校时，他们已成为了英雄。她和肖、钟成为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当然领袖。不久又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那时都叫勤务员。省委在机关大院里给他们拨了办公室，配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两辆北京吉普。他们戴着半尺宽的鲜红袖标，主持过数万人的音师大会；指挥过全市最著名的租界区扫四旧行动；批斗过本省的“三家村”黑帮；还有那次规模巨大的“清剿省图”行动：成千上万册书被搬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一支火把扔进去，一股巨大的烈焰“轰”地一声冲向天空。今年夏天，东京一家中文电视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播出过一部长记录片。她看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纳粹青年所做的事和三十年前她所做的事竟那么的相似。他们也集会，也游行，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拥护领袖的口号。他们也打人，也将犹太人的住房、店铺画上侮辱性的符号。他们也烧书。甚至，他们的臂膀上也戴着红袖标。他们的脸上充满神圣与热情的稚气。他们健康、漂亮，绝不是今天街道上所见到的那些小地痞流氓……她想，一九六六年，怎么没有人想起来给他们看一看这部片子呢。
她记得，在那一大片火海里翻卷的书籍中，她瞥见了几本她很熟悉的书。一年前，它们还是她的革命导师，现在它们就在离她的脚不远的地方默默挣扎、变黄、变焦，最后变成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飞腾起来，那是一些她那么倾心热爱过的人物的槽灵．这一点使她在烈焰升腾的激奋中感到一丝恐慌和难受．但她很快就超越了自己。她已经是一代新人了．她是从它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新人，如同罗普雷夫、卡捷琳娜、琼玛、拉赫美托夫、保尔是从他们那个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人一样。
肖和钟也是天才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自己更优秀。他们坚设、勇敢、一往无前，具有令人倾倒的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且，能极有分寸地控制个人的情感。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也会成为优秀的政客。算一算，他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今天十七岁的男孩，在大陆还要妈妈喊起床。在日本呢，正是迷恋名牌眼装摩托车的年龄。可当时他们——当然还有她——已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主席戴着和他们一样的红抽标，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那一片沸腾的海洋挥手。她就站在离毛泽东主席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峰巅之上，她的整个人溶化在一种光辉灿烂的崇高之中。再往后，当省市的要人也经常参加他们主持的大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或派车来接他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时，她已经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了。
肖和他们的分歧在那一场猛烈的夏季革命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但那时她以为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之争，没想到后来发展成势不两立的生死决战。最开始的分歧出现在那副著名的对联上面。那副对联对今天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遥远又可笑，但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对联这一文字形式以来，最著名也抄贴最多的一副。上联是：者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天生如此。她认为这是对他们三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的最好证明，是革命后代革命性的天然依据。可是肖却反对将这副对联抄贴出去。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马思列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鲁迅，都天生的不是好汉，他们的老子都不是英雄。钟说；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这副对联与他们无关。肖说：我父亲也不是英雄。她说：你父亲不是工人吗，工人阶级怎么不是英雄？肖说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是英雄。在给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也是本本分分的，从来没有和他们作过斗争。要不是解放，他父亲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小资本家，有一两台自己的床子，请上三五个工人。他说这是他父亲亲自对他讲的。
肖也不赞成打人，不赞成给老师戴高帽子剪阴阳头挂破鞋高跟鞋。钟便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语录来反驳肖。钟说：你看看电影里，土地革命时就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了。肖说：毛主席就在作文章。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那时写的。毛主席后来不断地写文章，才有今天的雄文四卷，才有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革命中，这样的争辩几乎天天都有。她有时同意肖，有时同意钟，有时站在钟一边，有时站在内一边。她喜欢这两个男生，她不愿意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神和肖恰恰因为有她的存在，争论得更认真更激烈，最后总是以她特有的调和而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