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那是一个比她大八岁的老知青，大跃进时下乡的，已做了公社副书记。喜欢穿一身军衣，那是向乡下当兵的农村青年要来的，那种军衣绿晕晕的，脏了以后，很像村头那一坑刚刚沤下的农家肥。有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穿军衣，那是她父亲曾穿过的那种洗得泛白的黄军衣，卡叽布或斜纹布，高贵又大方，那种感觉很像许多年后的牛仔服，自从看到他穿军衣之后，她从此不再穿军衣了。此人贪吃，爱喝酒，喝了酒爱吹牛，不爱洗脚，性活动特别粗暴。为人很猥琐，特别是见了县里的干部。和他结婚不到一年就分手了。第二个是大学同学，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满脑子学问，但极其索然无味又孤芳自赏的酸人，性能力低下，她稍有一点不驯，他便身心俱萎又火气十足。他对她的二婚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在两个都十分有兴致的时候冷不了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第一个丈夫没有孩子。她很奇怪，那个如种畜一般日日亢奋的男人竟然没让她怀上孕。她更奇怪的是，第二任丈夫一年中只有数得出来的三两次成功，却让她生了一个男孩。连那第二任丈夫自己也常常暗自思忖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纠缠了好几年，最后导致分手。因为它折磨他几年之后，有一次他竟要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她便说了，不需要做，那孩子是别人的。他这才如释重负。
第三次结婚不久，她和丈夫一起去大阪看望公公婆婆。公公说他年轻时去过中国，甚至到过她生活的那座城市，还顺口说出了几条老街道的名称。他说，那是支那战争结束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一家军工厂做电气技师，年纪已近三十，满以为能熬过这场战争了，没想都快结束了，还是把他给征上了兵。公公一副很儒雅的样子，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没想到竟是一个鬼子兵。她想，自己的父亲怕还和这位皇军打过仗吧。公公撩起和服宽大的衣抽，指着胳膊上一处稍稍凹陷的疤痕说，这是在那儿留下的。她想，也许在那纷飞的弹雨之中，那颗击穿了公公胳膊的子弹，恰恰是从父亲枪膛中射出的呢。半个世纪之后，这颗子弹冥冥中又将她引到那位中弹者身边，并让她成为了他的儿媳妇。这世界真是荒谬莫测又无可奈何。她再也不去接续这类话题。倒是那位老皇军又说了，听说你父亲也曾是一个军人，不知他当年在哪个战场？老皇军说这些，如同说在哪个学校读书，在哪儿做生意一样。她说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后来她了解到，在日本，如她公公这般年纪的男人，几乎都有过当皇军的经历，如同大陆上像她这般年纪的人都有过插队的经历一样。
父亲和别的老军人不一样，他极少谈战争经历。记得一次母亲开玩笑说，他一生杀的人，够在阴间组成一个连的。父亲竟对这话恼怒起来。从此母亲不再说他杀人的事。不过，她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父亲会怎样杀人。他在家连鸡都不杀。
一丝凉意从脚头的被子缝隙中沁进来。这不是寒冷，只是雪天抽出的一丝丝意韵来刺激一下她的怀旧情绪。像来日本后常喝的一种温醇的米酒，只让你想象到一点后意，便在你嘴里消失了。
她已经完全日本化了，连母语也说不利索了。唯有那张床，不是日式的。今天的日本人绝大多数还睡地上。刚来日本那阵子，她极拮据，租了一间小房，家徒四壁，于是常去拣日本人扔的家杂。冰箱、彩电、桌椅箱柜都拣到过，就是没拣到床，一问才知道，日本人不怎么睡床的。结婚时，她坚持向丈夫要一张床，并且是中式床。丈夫迁就了她。但另外又布置了一间日式卧室，说是对付公公婆婆和一些爱挑剔的朋友。这样，丈夫在醉酒或别的什么情况下，便可尽情地睡他的榻榻米了。而这张中式床似乎成为她在异国他乡中的一块小小的祖国领土，维系着她那一片风情万种又多灾多难的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并让她在梦乡里不时返回故土。
所有的冬天，都变作浓浓的乡愁弥漫在她的四周。来日本十年，从未像今天这样牵肠挂肚地让人想念起远远阻隔在大海那边的一切。
乡下的冬天苍凉又忧郁。一个男生在雪地里空旷地唱那首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她便会感到温暖又悲哀，感到心中淌下一片酸涩的泪。有一次她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到堰塘去挑水，她用扁担去戳开冰层，然后人也和扁担一起栽了进去，冰水顺着她的领口灌进去，沿着她已发育得很好但从来没有人抚爱过的乳房，流向腹部，流向大腿，小腿……如一盆滚烫的开水泼洒在身上，灼热，疼痛，还有一种临近死亡的恐怖与快感。昏暗中，耳鼓里响着巨大又古怪的水花声，让人觉得正沉入极深极深的海底。她奇怪她竟然很平静，似乎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个结局。她不记得她是如何爬上坡的，只知道后来她穿着铠甲一样沉重的湿棉衣，挑了两桶浑浊的冰水回去了。
知青组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那冬天便孤独又绝望。一灯如豆的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