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