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