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