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丁抒·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１）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２）“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３）“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４）“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５）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６）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７）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８）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９）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