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１０）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１１）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１２）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１３）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１４）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１５）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１６）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１７）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１８）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１９）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