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块跳板，总有一天他会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1988年，科洛尔来到中国的北京访问。在北京某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他为了消磨时间，随手翻起了桥·麦金尼斯撰写的《推销总统，1968年》一书。书中所述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2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通过运用技巧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那么他是否可以在1960年以来的巴西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中利用这一技巧呢？他认为值得仿效。因为巴西大部分居民都喜欢看电视，他只要通过电视媒介，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坚定的反腐败政治家的形象，就不难讨得民众的欢心，也就可以实现自己登上总统宝座的美梦。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科洛尔深谙竞争之道和营销策略：推销商品，“品牌”效应非常重要。而在政治领域的市场上推销自己，“政治品牌”同样重要。只有扬长避短，创造自己鲜明的“品牌”形象，才有可能成功。科洛尔虽说家世显赫，但在政坛上他顶多只能算是一个新手，政绩也并不出众，没有一个重要的政党会对他感兴趣。他统治的阿拉戈阿斯州在地理位置上也并没有优势，是巴西最落后、文盲率最高的州，地处巴西最偏僻贫瘠的东北部，霍乱和麻疯等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常在这块黄土地上肆虐。仅凭这些，如何能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品牌呢？
但是，在绝顶聪明的科洛尔看来，这些障碍都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从政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却很明白巴西人最关心什么，最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在科洛尔心目中，选民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只要满足他们对于领导的理念和形象要求，获得他们的青睐是很简单的事。其时。正在统治巴西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无所作为，政治领域贪污腐败风却愈刮愈烈。通货膨胀率1988年已达到了约I000%，外债从1985年的约900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近1200亿美元。经济呈衰退趋势，大批企业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成千上万的儿童流落街头，许多人为了谋生不得不铤而走险，致使犯罪率激增。据估计，巴西全国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食不裹腹的民众的头上，政府官员们却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花天酒地。百姓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聪明的科洛尔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反对腐败、反对特权、清廉为政的“政治品牌”。他应该为在北京的饭店里作的策划感到欣慰。因为正是这个策划帮他最终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从北京回到巴西，科洛尔开始了紧张的“包装”活动。他首先让自己的称呼响亮易记。由“德梅洛先生”改为“科洛尔先生”；然后，他摒弃拉美传统的拍背拥抱礼仪，采纳了标志着现代文明的西方式握手礼仪。科洛尔自身条件也让人羡慕。他酷爱体育运动，多年的自卫武术练习使他的身体结实健美；对古典音乐的爱好，使他温文尔雅；嗜吸古巴雪茄更为他增添了潇洒的风度。当然这些还只是表面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科洛尔充分施展了在多年仕途生涯中练就的虚实并用的鼓动宣传手段。
细细思索，你会发现，科洛尔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是一个惯于钱权交易的政治投机家，却又是一个反腐倡廉的斗士。他靠金钱为他带来权力，“反腐”的包装却又为他在民众中赢得了声誉。他的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则极大地满足了巴西人对他们的领袖人物形象方面的视觉要求。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包装，踌躇满志的科洛尔要去参加一场新的角逐了，这就是1989年的巴西总统直接大选。
为了参加总统大选，1988年，科洛尔创建了“青年党”。1989年2月，青年党与其他三个小党合并成立了“青年复兴党”，科洛尔被推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此时的科洛尔并未高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低估了自己的能量，他给自己订的计划是：1989年“象征性”地参加总统竞选，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为1990年竞选参议员铺平道路；1994年全身心投入总统竞选，争取入主高原宫。他的计划让其他总统候选人汗颜，因为“象征性”地参加总统选举的他却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当科洛尔在国家复兴党的支持下宣布参加总统竞选、跨入联邦选举法院进行登记时，没有引起政界任何人的重视。确实，当时的科洛尔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资历不深，身后的国家复兴党也势力不大。更有甚者，有些政客称科洛尔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但是，老百姓不是政客，民心向背不是某个人能够操纵的。他们关心的不是谁的资历有多深，而是谁统治国家之后能使他们过上和平幸福、民主富裕的生活。政坛上的角逐在选民眼里只是一出不太精彩的肥皂剧，在这出肥皂剧里，他们选择了科洛尔作主角。
在竞选的时候，老百姓对科洛尔任州长期间的惊人之举仍记忆犹新。而在竞选伊始．科洛尔又巧妙地给自己定位．以“穷人候选人”自居。他打出了一面“政府道德化”的旗帜，向选民公开个人财产，只有一张仅1.6万美元的股票和一所公寓、一座海滨别墅。他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