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托最近指示扎伊尔银行将3000万美元转入他在国外的个人银行账户上。
——索要私人企业的酬金也成了蒙博托敛财的手段之一。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扎伊尔的私营企业，都要向蒙博托及其同僚交纳一定的酬金，这成为企业家在扎伊尔开业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难怪一位长期在扎伊尔任职并一度担任过大使的西方外交官深有体会地说：“那里的任何生意活动都必须包括给予这位总统以一定百分比的酬金。”
——将官方合同或国营企业赏赐或委托给亲信部下、老朋友和家庭成员，从而为自己获取“隐形收入”创造条件。这些直接得到好处的核心集团构成了扎伊尔的“新贵族阶级”。他们是第一批传染上“贪污病”的人。
扎伊尔化运动开始后，怎样处置国家从外国资本家手里接管过来的农工企业呢？尽管蒙博托总统在1973年12月31日对接管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作出了规定：国家所有制，同时排除了高层政府官员成为受益者的可能性。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让我们来看看卢本巴希的情况吧。
卢本巴希（即原来的伊丽莎白维尔）是沙巴省的省会，位于一条南北宽5O公里、东西长300公里并与赞比亚的铜带省相连的矿脉带上。卢本巴希原是一片荒野，铜矿业的发展使它成为仅次于首都金沙萨的扎伊尔第二大城市，人口逾70多万。人们习惯上称卢本巴希为“铜都”。
在卢本巴希的扎伊尔化运动中，国有化的企业有44％交给了“政客们”和公务员管理，35％委托给企业家，21％给了“其他的人”。这里的“政客们”包括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包括16名议会成员，3名地区专员，3名前蒙博托时代的省部长，3名前省议员，一名前省督，8名前蒙博托政权的部长，2名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一名现任部长，3名助理地区专员，2名区专员，一名助理区专员，《埃利马报》（在金沙萨出版的受政府控制的法文报纸）的编辑，《姆万加》（在卢本巴希出版的也受到政府控制的报纸）的编辑，AZAP（政府控制的新闻机构）的主任，政府控制的工会的地区领袖，2名退休的将军，2名大使，一名前警察官员，总统办公室主任，2名人民革命运动青年组织的地区领导人等。至于“公务员”，则大多是其他部门较低一级的官员，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表达，都是带“长”字号的人。这就是在卢本巴希的扎伊尔化运动。
这些官员中间，有的人接受了多达4个企业，有的2个。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就这样演变成为一场个人分红的运动！
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蜕化吗？
政府官员的贪污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假造名册以领取更多的工资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工资单上的大部分文职官员完全是虚设的。这种虚设的名额据估计达6O％到7O％。仅教育部门在教师工资名单上就“编造了”3O％的空额。1978年教育部就多开支了2．16亿扎伊尔币，整个文职官员多开支了2．88亿扎伊尔币。世界银行1980年的报告指出，编入计算机程序的工资单上的名额是实际人数的9倍！
走私是腐败的另一种表现。参与走私的主要是官员，走私的产品主要是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包括工业用钻石、咖啡等。据有关部门估计，每年走私出口的工业用钻石达5OO万克拉，相当于扎伊尔官方宣布的年产量。人们可以在刚果（布）的出口项目上看到工业用钻石，而布拉柴维尔自己却并不出产钻石。很明显，从刚果（布）出口的钻石是从扎伊尔走私过去的。
人们还可以从苏丹、布拉柴维尔的市场上看到大量从扎伊尔走私过来的咖啡。这些优质咖啡还通过基伍湖走私到卢旺达。根据曾受托管理扎伊尔中央银行的德国人欧文·布卢门撒尔在1982年估计，仅走私咖啡一项，就使扎伊尔政府平均每年损失1亿多美元。据有关部门估计，1977年这项损失高达2．5亿多美元。
国外提供的各种援助也成了走私和贪污的重要猎获品。任何人都可以在邻国刚果（布）的黑市上买到外国援助扎伊尔的物品。一些国外机构援助的药品在金沙萨大街的黑市上随处可见，它们很难抵达应该到达的地区——扎伊尔的乡村医院。甚至一些来自西方的军事物资如载重汽车、枪炮、汽油、军需粮、软饮料都在该见的地方见不到，而在金沙萨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小贩们开着美国的军用吉普在首都神气活现地大声吆喝着贩米，车技高超的扎伊尔司机开着军用汽车不断招呼乘客。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用于发展经济的外援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
通过种种手段得来的财富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蒙博托的挥霍是很有些名气的，并经常成为西方报界的抢手新闻：
“蒙博托公开炫耀财富！”一家西方报纸的报道。“扎伊尔总统的奢侈旅行！”美国一地方报纸的通栏标题。“蒙博托的贵重礼品”
说蒙博托是挥金如土的人，这绝非夸大其辞。他经常包租法国的“协和”式飞机去旅行；他的随行人员通常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