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总理抬起头，“啊，啊。”两声，又点了点头，“嗯！嗯！”我趁机表达了希望总理能给阁僚做工作，给予协助的请求。田中总理问我：“丸红和洛克希德公司是合作伙伴吗？”我连连点头：“5亿日元全部是洛克希德公司赠送的，丸红公司与此没有关系，这一点要告诉您。”田中说：“好，明白了。”
从田中处归来后，桧山让大久保与洛克希德联系，让伊藤与田中方面联系。两个月后，桧山因为与中国会谈日中贸易三原则问题再次去田中家拜访，田中谈及洛克希德公司要求帮助一事可以放心了。不久，全日空就购进了三星式客机，一切进展顺利。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重要证人——伊藤宏。伊藤1927年1月生于京都，1948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进入丸红的前身大建产业。因肺结核休养两年后，先后任职于调查室、社长室，在44岁时成为年轻的董事，1972年提升为常务，1975年升任专务，社中同事一致认为他前途无量。除了聪明、灵活的特点之外，伊藤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和政界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在社长室中，伊藤总管政治献金，因此，丸红公司内很多人称伊藤为“丸红的政治部长”，不过，在审讯中他可不承认自己是“政治部长”，用他自己的话中，仅仅是“五亿日元的搬运工。”
1972年8月上旬一天，社长叫我去办公室，问我：“现在基本决定了，你看找田中总理帮忙怎么样？”我在社长室长期经手政治就金事宜．对公司内和政界情况熟悉，而且也从大久保那儿听说此事，回答说：“这时找田中总理帮忙是个好主意。”
又过了1O多天，社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要带点钱去总理那儿，从洛克希德公司要多少钱合适呢？”我们俩讨论了半天，因为田中是在朝首相、而且交易数额巨大，两亿日元显然拿不出手，而10亿、2O亿数字又太大，洛克希德公司不大可能同意。我想了一下说：“您看5亿日元怎么样？”社长说：“好，就5亿日元吧！”5亿日元就这样确定下来。
从田中住所归来的社长告诉我：“我们已经拜访总理了，把钱送给总理那边儿的任务，就由你负责了。”
这5亿日元，必须秘密送到。那天我在公司打电话给田中首相的秘书枢夏本敏夫，约他出来喝酒。8月25日晚上，两人在赤坂的饭店“木之下”见面。从1973年8月开始分4次将5亿日元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田中角荣的手中。
整个事件的过程越来越清晰，警方所考虑的不是逮捕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逮捕的问题。此时最突出的是在时效成立时间内解决国外的同案犯的逮捕。
7月24日，日本各大报纸的早刊争相报道说，“最高检察当局决定免除嘱托传询的责任。”这则消息，实际上是“决定了美方把调查材料交给日方的条件（免除科奇安和洛克希德公司驻日负责人克拉塔的责任）”。最后一道障碍消除了。
此时的田中，在青年议员的劝服下，于24日乘坐包租的直升飞机前往避暑胜地轻井泽，一连打了两天高尔夫球。26日早晨，晒得黑黑的田中精神饱满地回到东京。26日下午大约3点左右，检察人员将逮捕田中的所有材料送到了法相稻叶修手中。1977年5月18日，稻叶修在旧三木派政策研究会上谈及这一点。而26日晚上，三木首相打电话给田中，告诉他因为洛克希德案，东京检察机构可能要“传讯”田中，只字未提“逮捕”一事。
7月27日星期二，盛夏的阳光从早晨就变得非常强烈。前一天夜里田中角荣老是睡不好，不知为什么凌晨两点多就醒了，好一会儿睡不着。几乎同时，指挥东京地方检察厅的高濑礼二也早早爬起来，一直忙活到清晨。早晨四点半，检事松田升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见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高濑。在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6点左右就出发了，直奔目百田中角荣的私邸。
田中一般起得很早，六点半左右接待客人还很少。但听到是东京地方检查厅的，还是很快来到会客室。等候在那里的松田和资料课长田山站起来，掏出证件说：“我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松田升，今天奉命前来请您去检察厅一次。”田中虽面容平静但内心十分震惊。后来他对亲友说：“那天上午六点半，松田检察官突然出现了。”这意味着毫无思想准备。看了一眼松田，田中简短地回答说：“好吧！”7点刚过，他乘上了地方检察厅的车子离开家。从一个细节上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田中特别爱出汗，他总是随身带着折扇，而这次竟忘记了。
在车里，松田检察官问田中：“摄影记者都在地方检察厅大门口等着，这不碍事吧？”田中直截了当地回答：“没关系！”
从洛克希德案发生后，地检门前就没有清静过，174天来，每当上午7点左右，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就占据了有利地形。一个多月来，接二连三的逮捕事件吸引着舆论的视野，作为传媒中介，大家都盼望着不断有重大新闻来丰富报纸版面和电视节目。一些细心的人发现，与往日不同，警察在门口两侧拦起了绳子、整顿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