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队”把尸体从毒气室里拖出来，扔进在毒气室旁边挖的坑里，然后再重新布置，喷洒可怜的牺牲者随身带来的花露水，以便使新来的牺牲者对刚才发生的惨剧一无所知。虽然尸体上洒满了漂白粉和土，但没有及时焚化的尸体在几个月后弄得整个集中营都充溢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在所有的水源和井里都会发现杆状病菌。
在比克瑙，共有四座焚尸场，总共有八个毒气室和四十六座焚尸炉，每座焚尸炉在几分钟内可同时焚烧三具尸体。尽管如此高的效率，但因焚烧的尸体太多，连火苗都窜出了烟囱，烟囱被烧得通红，裂开了，不得不用铁箍箍紧。
即便如此，有时尸体太多，沪子仍不够用，这时就在院子里架柴烧尸体，沾满油的尸体在木荣上熊熊燃烧，尸堆上日出阵阵浓烟。尸体在火中被烷烧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面孔被火烧得狰狞可怕，惨不忍睹。最后，烧完的火堆或埋掉或倒在河里。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死亡集中营能迅速改变人的性格。即使是参加消灭波兰犹太人特别行动队的党卫队士兵，初到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也不得不为死亡集中营种种意想不到的场面和做法而吃惊，但不出几天，这些党卫队士兵就会若无其事地对待所见到的一切。然而即使在死亡集中营极端恐怖的情况下，人们求生的欲望任何人都无从改变。
为了更有效地监视犯人，盖世太保采取种种处心积虑的方法，他们常常利用给干轻活和增加食品量的办法，收买某些犯人。而他们往往很轻易地就会收买到一批。而每当这些犯人在囚犯中间暴露时，盖世太堡就会迅速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到了这时，那些被收买的犯人往往悔恨不迭，然而已为时过晚。
有时候，囚犯们会不时地看到有头和手在死人堆里微微颤动，这是试图从这些死人堆里爬出来求生的活人。而最终的结果是，一旦被送到了集中营就已是踏上死亡的滑梯，剩下的事就由魔鬼作主了。
但人们为渴求生命所做的努力在集中营里体现得更为悲惨，更令人心碎，而这也正衬托出法西斯刽子手在死亡集中营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残酷和灭绝人性。在奥斯威辛的比克瑙集中营，—位四十五岁的犯人因脚有伤不能劳动而被选定送毒气室处死。他的十六岁的儿子也在集中营里。这位年轻的少年幼稚地想用顶替集中营号码的办法来搭救他的父亲，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位少年鼓起勇气，跪倒在营长官面前，央求让他的父亲活下去。营长官回答说，他用不着害怕，他爸爸是去治病，很快就会回来。少年不相信，一再恳求长官准许他代替他的父亲去修筑公路。负责报表的头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个少年终于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的父亲，而刽子手随后却把这位少年的号码和他父亲的号码填在一起，他们都被送进了毒气室。
在１９４２年底以前，囚犯的号码一直是写在囚服上的。早先，常常发生犯人们替换缝有号码的衣服的事情，党卫队正是按照这些号码对死人进行登记。犯人们常常从死人身上扒下结实的衣服，把自己的破布片子套在死人身上。这样一来：活犯人按照号码是个死人，而死人还顶替着已死的活人。因此常常使党卫队的人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加强死人和活人的统计工作，保证从杀人的集中营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跑出去，从１９４２年底，党党卫队首先在奥斯威辛对死人和活人进行一次准确统计，并在犯人的左手臂刺上字号，从而使每一个囚犯的命运都由这个号码来起决定性作用，也便于法西斯刽子手对对死亡数字进行统计。
德国法西斯灭亡之后，直至在纽伦堡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众所周知的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无疑是平凡和正派的，就像任何颇为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性的栋梁。而实际上确凿的记载表明，德国的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供应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接竞争。事实表明，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事先早已清楚地知道这些商业活动成果用途。因此，把德国的这些企业主看手是为虎作伥的帮凶一点也不过分。
艾尔福特的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从该公司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２日的一封信中可见其商业经营状况之一斑：
致奥斯威辛党卫队和警察局中央建筑处：
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和第三个大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建造五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
体的电梯。和一个紧急时用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
的设备。
做这种骇人听闻生意的还有其他许多公司。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莱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
将尸体送入焚尸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