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访者的时候，他咳嗽着，害羞地缩进鸭绒被里去。古德里安婉言对党卫队头子劝冕一番，并向他断言，大家完全理解，全国领袖担任了不少重要领导职务，不必再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官的琐碎工作操劳，特别是他的健康状况又这么不好。这位吃了败仗的统帅一面听他讲话，一面再次大吃一惊。他喃喃自话道，“领袖会怎么说呢？”他充满期待地望着参谋长。古德里安表示给予帮助：要是全国领袖没有顾虑，那么他古德里安可以主动请求领袖卸去全国领袖的集团军指挥职务。1945年3月20日，这件事情终于实现。希特勒几乎漫不经心地同意这项提议，委派第一装甲军团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接替党卫队全国领袖对维斯社拉集团军的领导工作。希姆莱的统帅之梦破灭了。
几乎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竞在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显露端倪。海因里希·希姆莱向其毕生崇拜的偶像告别，背离这个身穿党卫队外衣的神秘主义者为之奉献最残忍的鲜血祭品的上帝，同任何作者都无法如此程度编造的弥天大谎者告别了。从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起，希姆莱打算挽救他认为还可挽救的东西：他自己的生命、集团，一种阴暗的、飞黄腾达的幻想。当然，要说他不遁入一个新的梦幻世界的话，那他也就不成其为海因里希·希姆莱了，因为他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是促成和平、领导摆脱希特勒的战后德国的合适人选。
3月22日，海因里希大将在任命后来到普伦茨劳司令部向他的前任报到。希姆莱神色尴尬地让他过目移交给他的家底，但是当这位军人请求全国领袖作一次“一般政治性讲话”时，希姆莱又恢复了原先的信心，神态判若两人。权势显赫的党卫队头子缓缓转过身子，挽住海因里希的胳膊，审慎地把他带到自己的司令办公室的沙发上。希姆莱低声说：“现在是我们跟西方敌对者进行谈判的时候了。我已为此采取了行动，我的联系人已接上了头。”
希姆莱第一次向一个局外人透露了他一直战战兢兢隐藏的秘密：几个月来，这位党卫队头子力图通过瑞典和瑞士的居间人跟盟国接触，劝说西方国家同意单独媾和。在这以前，德国人只看到党卫队的一面。现在，至少它向了解内情的人露出了另一面，而这一面具有十分怪诞的线条：就是这个党卫队，它无情地扑灭任何对最后胜利的怀疑，它运用特别军事法庭慷慨激昂的号召和切腹自杀的行动煽动德国人坚决顶住，但它竟然试图通过跟敌人秘密签订协定来挽救自己的生存。原因是它自己已不再相信能够取得胜利了。这种怪诞线条中掺杂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成分，因为愿意投降的党卫队领袖们恰好挑选了一个民族作为自己求得生存的救命稻草和抵押品。他们曾经打算把这个民族斩尽杀绝，不留一人。
希姆莱在纳粹政权的火山口上盲目摸索和自我折磨，他怯懦地在他的谋士施伦堡的呼吁和柏林领袖避弹室阴影之间来回奔窜。背后出点子的施伦堡将他紧紧抓住不放，希姆莱非做出决定不可！在此期间，保安处国外处长找到了一个新的赞助者，即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4月19日，他向保安处头子保证，要把德国从总理府这个神经错乱的人手里解脱出来，缔造和平，同盟国谈判。
这时施伦堡和前“钢盔团”领袖弗朗兹·赛尔特为希姆莱草拟了一份政纲：废除希特勒，解散党，废除人民法庭，投降谈判。当这项呼吁也未能推动希姆莱见诸行动时，施伦堡又招来一个帮手。克尔斯滕从斯德哥尔摩出发了，他还带来了一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可能想象的、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客人：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诺特尔·马祖尔。4月19日晚，两人在滕佩尔霍夫机场着陆。几小时后，他们到达克尔斯滕的哈尔茨瓦尔镕庄园。
但是这时没有见到希姆莱，他已驱车去领袖避弹室。1945年4月20日是领袖的生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要向他的领袖最后一次表示敬意。因为独裁者在总理府庭院里举行幽灵般的接见，党卫队头子是不能缺席的。
二十四小时后，宣传部的一名官员给领袖避弹室送来一份报告，报告使希特勒越发疑神疑鬼。洛伦茨截获路透社记者保罗·斯科特·兰金从旧金山发出的一则急电，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向西方盟国提出德国投降。瓦尔特·施伦堡到底制服了心怀恐惧的偶像的奴仆。
这则消息使领袖避弹室的人员陷于瘫痪状态。这时宣传部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被叫去听电话。一会儿工夫，他带了一则更为重要(不过是不正确的)的消息回来。斯德哥尔摩电台刚刚广播，希姆莱已跟英美统帅部进行谈判。独裁者直楞楞地朝上翻着眼睛，从双唇迸发出一阵泣不成声的嚎叫，现在党卫队的卑鄙行为已在他面前暴露无遗。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施坦因纳不肯发动进攻，为什么党卫队在甸牙利的进攻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希姆莱在维斯特拉河边不卖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项重大阴谋，都和他过去称之为“忠实的希姆莱”这个凶恶的阴谋家有联系。但是，他的血液还在血管里沸腾，他还有力量让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粉身碎骨。“决不允许一个叛徒接替他当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