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的这个举措受到武装党卫队军官的抵制，没能付诸实施。
希姆莱一直把武装党卫队看作是干预内政的权威工具，用它来保卫政权和牵制不可靠的武装部队。如果出现军事政变的危险，武装党卫队的任务就是同警察部队和普通党卫队联合起来，镇压政变。
但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武装党卫队的政治计划。希特勒的冒险政策，驱使武装党卫队奔赴战场，使它成了军事战斗部队。
希姆莱虽然满腹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希姆莱同纳粹党领袖的关系。
希姆莱同党的官僚政客从未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多数党阀和贪生怕死的鲁莽汉，都是满脑子的当官思想和充满穿金线制服的虚荣心，他们对希姆莱侈谈道德的迂腐及所搞的集团和对日尔曼人的崇拜，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尽管他拥有庞大的党卫队和警察机器，但对党来说他永远是局外人。
希姆莱惧怕党的干部，不得而知不一再下达书面命令，叫保安处永远不要侦察党的干部和永远不要干预党的问题。
《黑色团》登载了一篇短评。这个短评是该报编辑米歇尔·穆姆撰写的。他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挖苦一位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一则愚蠢的出生通告，招来了全国妇女领袖格特鲁徳·朔尔茨·克林克的严厉抨击，纳粹党书记全国领袖鲍曼也为之震怒。希姆莱胆战心惊。立刻书面批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望《黑色团》上不要再发表米歇尔·穆姆的作品，因为它很容易招来怨言。”
1941年5月2日，希姆莱在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们之所以受到指责和抨击，原因是这份过去很有威信的报纸，降低到现在现在这种厨娘和使女的水平了。请你们务必收起这种无聊的小聪明，显然除开主笔先生以外，它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因为主笔先生们大概想借此表达某种内心深处的需要！”
希姆莱一心想跟党的总管鲍曼搞好关系，他采取了各种各样不顾廉耻的手段。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希姆莱和鲍曼的关系却是从一幢号称“雪角领地私邸”的住宅开始得到改善的。
希姆莱想为情妇波特哈斯特买一幢住宅，鲍曼帮助希姆莱搞到一所住宅。希姆莱的新住宅与鲍曼的家相距不远。这所住宅也就成了联系两位太大的纽带。进而又发展成沟通希姆莱与鲍曼之间芥蒂的媒介，使希姆莱和鲍曼之间暂时缔结了联盟。希姆莱的情妇波特哈斯特，也与住在附近的鲍曼的妻子格尔达交上了朋友。
像两位太大一样，希姆莱和鲍曼也打得火热，这一切应归功于鲍曼的太大格尔达。格尔达曾对鲍曼说：“我简直不能想象会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和希姆莱不事事操心的话，领袖决不能事事过问。因此你们俩要好好相处，多多注意。”
鲍曼是个很听老婆活的男人，他听信老婆的话，跟希姆莱诚挚相处。凡遇到希姆莱垂头丧气时，他就给希姆莱鼓劲。
两个人到了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程度。有时，希姆莱擅自批评希特勒，鲍曼就善意地批评希姆莱不该对领袖持怀疑态度。有一次，希姆莱在鲍曼面前诉苦说：“我一片好心给领袖源源不断地建立新的师，领袖却对我如此不公平。”鲍曼安慰他：“领袖心里会有数的。”随后又警告希姆莱：“说话要有分寸，对希特勒的批评不能过头。”
事后，格尔达听鲍曼说：“希姆莱对领袖那种冷冰冰的批评是令人很不高兴的。不论希特勒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领袖毕竟是领袖。没有他能有我们吗？”
格尔达也埋怨道：“这个希姆莱，赶明个儿我得让波特哈斯特说说他！”
希姆莱从此偃旗息鼓。可是新当上国内保安处长的奥托·奥尔道夫一这个听命于他、屠杀了七万犹太人的罪魁祸首，却给希姆莱捅了个大漏子。战争越是无情地转变得对它的发动者不利，由奥尔道夫领导的保安处的报告就越是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调。党和戈培尔的宣传工作，越来越深地陷入保安处报告员们的批评火力网。
党阀们怒不可遏。他们并非是因受到保安处的批评而恼火，生气的是保安处把坐探派到他们的身边，监视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党阀们向被揭露出来的保安处派在党内的坐探明确指出：要么选择纳粹党，要么选择党卫队。二者必居其一，否则滚蛋！
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也在1943年2月2日向希姆莱发出警告：“我在不久前已提请您注意，不少纳璀党区领袖感到，保安处以监视政治领导人和监视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向各纳粹党区领袖就此事做出澄清。”
希姆莱在措词严厉的书信面前不得不做出让步。1943年3月18日，他给鲍曼写了一封信，保证保安处“像过去一样遵守不插手党的内部活动的严格命令。”鲍曼对希姆莱的书面保证表示满意。何况他也知道，希姆莱最不喜欢的党卫队领袖，莫过于知识分子奥尔道夫了。
希姆莱确实不喜欢奥尔道夫，他办的《全国简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