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的外交特权。
有一次，希姆莱应意大利外长的邀请，要出国旅行。这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旅行必须及时向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言外之意，你没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就不能随便出国。希姆莱把意大列之行的目的详细地说了一遍。里宾特洛甫装腔作势地说：“待我向领袖汇报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外出旅行。”接着，他不无挪揄地说：“倘使你以为根据你在德国国内拥有的职权，进而也有特权在国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特别行动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我这方面决不会承认这种事关德国外交政策的国外权力要求。”
因为党卫队在东南欧有广泛的联系，里宾特洛甫就在这个地区设置了一道遏制党卫队插手外交事务的栅栏。1941年夏天，里宾特洛甫将驻巴尔干地区的大使和公使职位全部安插上冲锋队领袖。这些人，都是“长刀之夜”的幸存者，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差一点儿死在党卫队的手里。
里宾特洛甫划定了一条界线，不让希姆莱再越雷池一步。这位部长指示来外交部任职的党卫队员，从现在起，只能是他的人，而不能是希姆莱的人。
随着战争岁月的迅速推移，外交作用越来越小，他们的矛盾也就慢慢消失了。
希姆莱同国防军将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姆莱将武装党卫队派到了前线。这支缺乏正规训练的部队，引起陆军将领们的蔑视。
陆军将领们认为武装党卫队是一支激进的部队，又是军中的督军。武装党卫队员一个个残酷无情，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知道抓俘虏，而是干净彻底地消灭每一个敌人。
希姆莱把武装党卫队建成纳粹政权的一支警卫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在作战部队将军们的眼里，只不过是-群政治狂热分子组成的歹徒军队。
国防军的将领们本来是可以纠正武装党卫队的越轨行为的，但是他们都保持沉默。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认为建立武装党卫队是“一个性倍执拗的孩子搞出的儿戏”。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认为，“武装党卫队挖走了陆军员重要的后备力量和新兵”。
武装党卫队跟国防军的士兵经常进行殴斗，高声辱骂国防军士兵。并未经国防军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义务的人，引起陆军将领们的不满。希姆莱表面上不得不向陆军将领们保证：“我不可能容忍他们一再任意胡闹！”
将军们从来没把武装党卫队看在眼里，但他们担心，希姆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警察机构，他手中掌握的武装党卫队短时期内将对国防军的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武装党卫队和国防军之间的任何一次殴斗、在党卫队俱乐部里对反纳粹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的任何一次辱骂、陆军和党卫队共同使用的部队演习场上发生的任何一次意外事件，在弗立契将军的眼里都是一种危险。他认为，有朝一日，可能会把军队的垄断地位和作为国家唯一的武器携带者的特权让给武装党卫队。
弗立契和陆军的将军们极力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说什么“武装党卫队与陆军的关系非常冷淡，甚至对抗”。使希特勒不得不暂时限制武装党卫队进行任何扩大，甚至不完全承认它是军事战斗部队。武装党卫队眼睁睁地看着自已被国防军紧紧地捆住了手脚。陆军有权对武装党卫队进行监督。
希特勒还考虑是否将武装党卫队置于陆军管辖之下，或干脆解散，将其成员分配到国防军各部队中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武装党卫队的对手——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和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下了台，希特勒掌握了国防军的领导权，这场矛盾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这种矛盾又渐渐转向党卫队的内部。
希特勒曾在一项公告中说：“武装党卫队既不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受我专门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作为这样一支部队和纳粹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世界观上和政治上应按照由我为纳粹党和党卫队所确定的路线，通过党卫队全国领袖来选定。”
但是，武装党卫队不愿再承认自己曾经是-支党的军队的成员。旅队长豪塞尔这个老脾的职业军人，根本没把希特勒的指令看成一回事。
希姆莱渐渐感觉到，武装党卫队的军官们与他出现裂痕。尽管希姆莱同意加入武装党卫队等同于服兵役，但武装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们在外表上仍然模仿国防军——他们不穿党卫队的黑色制服而穿陆军的灰色制服，以及佩带国防军的肩章和袖口的条纹。
当武装党卫队领袖甚至想按军队的建制概念实行军阶时，希姆莱马上予以否决，他不能同意将自己惨淡经营起来的武装党卫队拱手送给别人。
希姆莱预感到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醉心于传统职街一事，隐藏着叛逆的危险。于是，他采取了-项措施：武装党卫队的领袖必须定期去其他非军事性质的党卫队去执勤；以锻炼世界观和培养出一种集团精神，使武装党卫队成员跟集中营看守人员和保安处调研人员具有同样的政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