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藏人”，而感到自豪。这正是当代人类学家必备的基本态度。
在当代人类学家看来，世上的民族无论其大小、其生活方式如何，都有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适应生存环境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差异，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化都作出过各自的贡献。文化就本质上而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文明并非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由许多民族共同创造。喝酥油茶与喝咖啡，吃生鱼片与吃生牛肉，吃糌把与吃大米……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差别仅在于习俗不同。所谓文明与野蛮都是相对而言。所谓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当今世界所谓“西方文明”社会中野蛮的行为也处处可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和美国是自杀率和凶杀率最高的国家。美国的酒精中毒率居世界首位。酗酒、吸毒、暴力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弊病。这些文明社会中的不文明行为在边远的民族和古老的社会中往往最少听到。我们去年西行阿里一个多月，发现生活在雪山草原中的人们不知吸毒、卖淫、自杀为何物。由此可见所谓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非为某一国家、某一种族或某一民族所特有；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都存在于相对之中。在印度教徒看来美国人吃牛肉的习惯既原始、又令人作呕。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牛是神圣的动物，不能屠宰为食。同样，其它民族的人在观察藏族的习俗和观念时，也觉得有些习俗稀奇古怪。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对这些习俗和观念的差异必须客观地加以描述，并要求设身处地地研究这些问题，公正无私地进行考察。人类学的这种态度被称为文化相对论。这种态度鼓励人类相互理解。我非常赞赏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利普斯（Julius·E·Lips）说过的一段话：“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学家应在自己的领域中为促使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更好地了解而工作。我们从原始人那里得来的遗产，是所有种族和民族所共有的。由人类学材料所揭示的所有民族的共性，最终将为世界大同的实现作出贡献。人类文化的最早发明和赐予者不能用肤色、民族或宗教来区分——他们是无名的。但他们献给人类的幸福，远比许多现代政治家为多，”他说他写《事物的起源》一书是为了“努力增加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合作。”为了这样的目的，人类学家就必须避免或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因为有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人往往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不假思索地视为理所当然，把别的民族文化习俗视若“野蛮”、“残酷”、“落后”等，其结果王方碍了正确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这种态度在人类学界被称为“阻碍文化研究的态度”。《西行阿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作者具有十多年接受藏族文化熏染的独特背景。十多年来，作者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灵，几乎走访了西藏的所有角落，并把自己的“事业与生活、乃至友谊和爱情都附丽于”这片土地。通过十多年的目光注视、双脚触及、心灵感知，她了解了这片土地，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从而“齐鲁之邦的我”变成了“西藏高原的我”，使她能够从主位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西藏文化。这就构成了《西行阿里》的重要特色，不但客观公正，而且通过歌颂藏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来观照所谓“西方文明”的弊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近年来，国内藏学界似乎也有止个“阿里热”。据我所知，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以及记者、画家、摄影师等文化人都被“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阿里高原诱惑得如痴如醉。因此，每当提起阿里的历史和文化，人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和神秘感。不约而同地把千里之外的阿里选作探险的目标，考察的园地。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闯入这片“未经现代文明完全染指的最后净土。”因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文化浪潮正在冲击着每一个角落，昔日让旅行家和探险家感到惊讶、困惑、陌生的古老文化正在发生变迁，正在纷纷消失。美国古印第安人的文化，现在只能在博物馆中或在电影电视中看到。当今世界，遥远的岛屿和深山老林、荒野大漠都阻挡不住现代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同样，古老而灿烂的阿里文化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再也不可能隐藏于千年冰雪和云封雾锁之中。我们的阿里之行亲眼目睹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虽然这种变化比内地仍显缓慢，但我们已经感到。在狮泉河镇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无论是象雄文化还是古格文化在狮泉河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相反，商店、饭店、宾馆、机关、影院、商人……等等使我们感到整个狮泉河镇仿佛是近十年才突然降临的“移入文化”。它与藏东的康定，藏北的那曲，藏南的泽当，同属于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物。难怪作家扎西达娃感到“阿里存在的不现实”，“奇怪土著阿里人跑到哪里去了”。在狮镇大街上商贩争先恐后的叫卖声中我们隐约看到了文化变迁引起的竞争、不安和紧张。阿里地区公路四通八达，公路沿线的农民牧民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不再仅供自己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致力于赚钱的商品买卖；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