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阿里》序
格勒
不知是哪位作家说过：“我们在和一位作家谈过一次后或看见过他的面目后，再去读他的著作，必会觉到更多的领略。”我与马丽华认识已久，去年七月至九月，又同行阿里考察，同去瑞士出席国际学术会……大概由于这些原因，我读了她的新作《西行阿里》，印象很深，感受很多，不妨在此借题发挥，粗谈几点体会。
《西行阿里》虽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其意义和价值显然已超出文学的范畴。这要归功于作者近年来对人类学的关注。至少从《藏北游历》起，我感到马丽华的作品已经开始向着人类文化的反思伸探。其突出特点是借助于对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自然风光等的精心描写，执拗地追求一种特定文化价值的参照，从中探溯藏民族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西行阿里》继续坚持了这个“已确定的思路和动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还格外感到了我已描述的该地的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所具有的弓卜意义。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参照，可能会提供一个思索的契机；作为有关未来的终极思考的观照，也许不无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丽华的作品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将她个体心灵的深入对应于西藏古老文化心理的剖露与反思，从而引起国内外一些人类学和藏学专家们的共鸣，在瑞士苏黎世的“西藏——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外国专家对外文版《藏北游历》爱不释手，赞不绝口，即是一例。
文学中的散文与诗、小说等似乎有所不同，它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出作者的主观意识以及有关民俗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价值思考。马丽华充分利用了散文的这个特声、，以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和一颗对藏民族文化深深眷恋之心，努力向人们展示出一个远离近代文明，但又绚丽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在这个雪山环绕、历史久远、传说弥漫、古迹遍地的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叠压、渗透、交错，构成多样、多重、多层的立体文化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一个多月的考察固然不能总揽其全貌，但《西行阿里》筚路蓝缕，功在开辟，第一次向人们较为全面地传达了“我们一代人对于这一陌生地区的发现和认识”。毫无疑问，作者这一开掘之举是成功的。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家关注人类社会文化者不在少数。因为文学原本就是人学。我国历史上的文学巨匠通古今之变，究一代兴亡者不乏其人。司马迁、范晔等就是典型代表。司马迁作《史记》的精神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我看来，一部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的优秀文学作品，就像硕大的天幕中形成的一条闪闪烁烁的光带轨迹，引发出人们无穷的思考和多向的叩询，其意义和价值不亚于一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专著。恩格斯曾经说过，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超过了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的总和，可见该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西行阿里》虽不便与《史记》、《人间喜剧》等相提并论，但作者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来探究阿里文化，揭示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变迁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从事“学者散文”的作家，那么称马丽华为“人类学散文作家”也许确当。如果说《追你到高原》（散文集）、《我的太阳》（诗集）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那么《藏北游历》、《西行阿西》应该是她努力把个人的情感融注于西藏文化反思中的结晶。很显然这中间马丽华的感受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腾跃。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确立对这一飞跃无疑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三十年来，藏族的历史文化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和关注，国际上掀起了“藏学热”。研究藏族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盈千累万，可谓硕果累累。其中有关来藏探险游历之类的著作颇多，对读者影响甚广。笔者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美国讲学时选读了桑得伯克（GrahamSamdberg）的《西藏的探险》和安德烈·吉包特（AndreGuibaut）的《西藏探险》等等。书中固然不乏成功者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和了解西藏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从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但作为一个藏族读者，我对这些作者的民族自大心理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不公正态度感到难以接受。他们总是带着一副优等人的有色眼镜观察我们藏族的风土人情，在他们带有偏见的笔下藏族文化除了离奇古怪，便是野蛮落后。对比之下，《西行阿里》虽出自于一位生长于黄海之滨的汉族作者之手，却无一丝一毫的民族偏见。相反作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为自己“可以在故乡人面前毫不自卑地称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