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嫁到拉萨？女孩们笑而不答。原来拉巴卓玛的两个姐姐都嫁到了拉萨，当家庭主妇。德珍又问，你们喜欢干农活吗？拉巴卓玛清脆地答道：不喜欢！德珍环顾四野，抒情地说，你们村可真美丽，我都想住这儿。没想到拉巴卓玛笑嘻嘻地接上一句：反正你又不干农活。
查古村的年轻人普遍出现脱离传统的迹象。他们的眼睛越过一座山、一条河，充满渴慕地盯住拉萨。生活不再单纯，有了心事。所以老年人不免抱怨说，藏戏他们不肯看了，只想电影电视；民间舞他们也不想跳了，只想着城里的什么……交谊舞迪斯科。尊珠旺姆摇头说，过去我们多苦多累，但歌声不断，现在的年轻人呵，真不知怎么啦。
满怀了心事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向拉萨，早出晚归地往返于拉萨河两岸的城乡之间，日复一日地感受着城市风的熏陶，这无疑使某些敏感的心灵觉到了失衡和苦涩。渐渐地，在返回村庄的自行车队伍里，就少见了一个身影——边巴。
初夏的一个黄昏，我们驱车在查古村通向拉萨的土路上，迎面碰到了刚刚下了牛皮船的查古村的商人们。边巴满面笑容地应声走到我们的车跟前。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边巴，一位二十八岁的卷曲着头发的高个子小伙，不像农民，像拉萨的时髦青年，很帅。我们告诉他，已经选定了要拍他们家，请他明天提前些时候回来。他爽快地答应着。但是从第二天起直到拍摄差不多全部结束时再未见到他的踪影。
我们对边巴的去向一直心存疑问，碍于面子，尊珠旺姆全家人也一直不肯正面回答我们的疑问，支吾说他做生意出了远门。他的生意伙伴们也都说不知去向。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一种不快的气氛笼罩着全家。直到收割那一天，边巴十九岁的妻子德吉群宗被我们询问得哭了起来，才知道数月不归的边巴一直都在拉萨，被人雇佣当出租车司机。
按照次仁群培提供的唯一线索我们直奔八角街头，在一处小摊点前找到了边巴的姐姐，再由姐姐带我们去了不远处的公共车站。不一会儿，边巴就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车出现了。
往下的事情进展顺利。没用多费口舌，边巴就答应随我们回村，并且开上了他那辆旧车。这辆仿造丰田吉普外型不知什么牌子的破车，在拉萨河南岸的山道上不知熄了几次火。好不容易进了村，天色已晚。我们注意到当他路过外祖父波旺堆的身边时居然没停车，一溜烟开到大门前的桃树下。恰好此时他的妻子德吉群宗正从庄稼地里回来，返身将院门很响地关上了。
再往下的场面有些尴尬——我们给卷进了一场家庭纠纷中。积怨甚久的德吉卓嘎和德吉群宗母女俩一吐为快，说他在拉萨怎么怎么了，干吗还回来；波旺堆则吼着叫他滚，要不就打断他的腿；一声不响的边巴低垂着脑袋坐在那儿，手里搓弄着女儿的小玩具，叮铃叮铃响。我们的强巴云丹和德珍两个忙不迭地做着调解工作，说一些在那样的场合中外人所可能说的但于事无补的话。直到次仁群培回家，温和地向女婿问候一声：“回来啦？”并把小孙女递过去，“叫爸爸！”气氛才有所缓和。
我们把边巴留在了查古村——大概这是他的查古村最后一夜了。
尊珠旺姆后来一直没有出场，她的腿受伤了：收割前有一天，次仁群培打算把小牛的角割掉。波旺堆帮忙按住小牛。尊珠旺姆担心牛角刺伤儿子眼睛，就拿绳子去套牛头。冷不防，小牛试图挣脱，九十多岁的波旺堆奋力按倒小牛的同时，尊珠旺姆也被撞倒——腿就伤了。我们看见她的时候，已经卧床多日了，右腿肿得老粗。尊珠旺姆说她活到这把年纪，从来就没生过病，从来就没这样子疼痛过。又担心牛没人去放，八口人的地只有儿子和孙女两个人收割，家里人手这样紧，自己又动不了……就开玩笑地问我们有没有灵丹妙药，能使她马上好起来。
后来我们设法给她带去了一些药和一些滋补品。最后一次去查古村时，我们应她在县小学当教师的女儿巴桑的要求，把老人专程送到县上女儿家，以便就近治疗。巴桑家的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国外的电视片，上小学的外孙兴致勃勃地说，明天他就要去拉萨参加全市的少年足球比赛去了。尊珠旺姆无所事事地坐在一旁，无话。
查古村的三代人坐在一起，世道真变了。后来我就时常想起这位热爱传统但不守旧的老人，想起她反复说过的“一生的幸福是幸福，一时的幸福也是幸福”的格言，想起她对我们说过的许多恳切的也很简单的心愿，就感叹环境与时代对于人生的决定性影响：假如尊珠旺姆生于她女儿和她外孙的时代，她的人生就完全不是现在这样子。虽然她现在也还不错：长寿，心安理得，会唱那么多的歌，还养育了次仁群培和巴桑这样善良的和有出息的儿女。
不论外人是否注意它，查古村的日子依旧，就像拉萨河水的平缓流淌。田野上的农人春耕秋收，进城的青年商人们晨去暮归，只是据说边巴再不回来了，这无关紧要，次仁群培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不再为他操心。现实总会被接受，或迟或早。
我们最初踏进查古村拍摄春耕仪式时，树叶儿还没有青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