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小块平地，平地正中是玛尼堆，干树权上挂满哈达和经幡，过往车辆皆按顺时针方向转一圈祈祷朝拜。我们来日土时，正巧狮泉河一台敞篷大车满载一车藏族少男少女也在转经，他们是结束暑假返内地上学的中学生们。杨成说，此处是全西藏（也是全国、全世界）唯一的拿汽车转经的地方。某一年，一位汉族驾驶员在这儿翻车死了，后来就发现这座山上出现了两只黑狼。人们纷纷传说是那位驾驶员的灵魂所变。于是每走到这里人们总要停下来，念念有词地向路旁投块石头或献条哈达。日久天长，就起了一座玛尼堆，转经道的两行辙印也清晰可见。
我们的“杨成丰田”往返路过此处时都绕行一周，杨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没有一点儿游戏的意思。绕行的本意，是向“赞”神致意，以提醒、祈求神灵护信。从日土赶往狮镇，走的是夜路。“杨成丰田”的毛病层出不穷：每走几公里，水箱便沸腾，便要把车头迎风摆放直至水温下降；而且电瓶又坏了，车灯无法照明。好在又值月中，月光朗照，道路可辨。但当越过一个大缓坡，狮泉河镇遥遥在望时，“杨成丰田”猛然冲上路边的一个沙包，当车身已倾斜成四十五度角时冥然停止。阿里一路饱经惊乍的我们无动于衷，听天由命地从仰面向天的右侧门鱼贯爬出。轮流拿双手刨开轮前的沙丘，推车——在旅途上处理这类事儿大伙儿总是全神贯注、众志成城、毫无怨尤并胜任愉快——直折腾到半夜。我们虔诚礼拜过专佑车辆行人的地方保护神了，何以又遇险？它保护了我们没有？也许不然会出更大的危险？
——总而言之，我看狮泉河镇对于我的态度就是有点儿怪：从拉萨、普兰、日土三次来狮泉河镇，三次都在距它不远处出事儿。第一次是丢了左后轮，第二次是烧了瓦缸，第三次是险些儿在沙包上倾覆。三次出事都不是同一车、同一驾驶员和同一车乘客，独有我全数经历。事后格勒总结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马丽华，她坐哪台车，哪台车总要出事儿。我也很疑惑，这些迹象说明本人不是沾点儿晦气就是别有深意，归根到底，狮泉河镇之于我，是太难忘怀的了——在西藏，出过车祸而又大难不死者就像得到一枚荣誉勋章，要得意地讲述一辈子的。
新藏公路上的汉族所做保护神的事例含有两层意思：外民族也可作西藏土著神灵；汉族也随本土乡俗信仰着保护神。
日土的这一淡化藏区特色、融合内蒙、新疆、汉地请民族文化的总体风格并非由我发现。韩兴刚怕我希望过高，事先就提醒说，日土的观念可够现代的哟！回拉萨后，韩书力等人也谈到类似印象。在阿里工作的汉族干部也有同感。我想，这不足为奇。这同时也是阿里地区的总体风格：这是一种过渡色。阿里地处西藏西部边缘，它的南部、西部、北部连接着不同的国度和地区，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不同的宗教和观念。犹如光谱过渡一样，阿里是西藏与外部世界的过渡地段。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宗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西藏，宗教、文化密不可分，形成了西藏宗教文化这一生活方式。之所以千余年来此地未被异教、异民族渗透和同化，正说明了生存于高原的藏文化根深蒂固的坚固性；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则说明了藏文化所同时具有的灵活性与强韧性；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着改变，则又说明了阿里文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调适，正在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使得生活和心态更加平衡，更趋合理。解剖阿里这一地区，对于深层地接触、理解藏民族心理素质、研究藏文化的丰厚内涵是有启示意义的。
直觉没有欺骗我。真是这样。相反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倒是一再肯定我的日土之行。应该说，我对日土的最重要的发现——是间接发现——是在告别阿里，回到拉萨之后。
格勒来信说，他虽然回到了北京，但阿里却萦系于怀。他说对于他曾凝神注目过的扎达、普兰间的众多山洞、岩画，对于在那里发现的旧石器和细石器，对于这些旧时遗存的深入含义苦思冥索，辗转反侧：文明在阿里出现的年代上限在何时，以何为标志？从那些无名山洞群到古格遗址再到狮泉河镇，一个文明的进化脉络如何确定？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阿里文明的形成、价值和功能。他说为此他寄望于考古发掘和田野考察，在传说和典籍的迷茫中探索一条接近真实历史之路。
阿里归来，并未打算写阿里，便从容读爷。就阅读《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蓦地，从前漫不经心一扫而过的字眼跃动于前，分外惹人注目：作者常霞青在以往已成定论的三条东西方文化商贸交流的“丝绸之路”note#50
[注]以外，又提出了经由格尔木——那曲——拉萨——日喀则——日土——叶城，与第一条丝绸之路会合，向西经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诸国的第四条东西文化交流的“麝香——丝绸之路”。这是学者依据西藏古代交通、地理、文化诸因素推导而出的设问。
问题的关键在于，边多先生向我畅谈过阿里观感，顺便谈到了前年他在日土乌疆地区的两处发现。被发现者是名为“丁穹拉康”的壁画洞窟和名为“齐吾普”的岩画群。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