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至一九六七年间曾作为《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驻阿里地区的记者，经历了噶尔昆沙——狮泉河阶段。他谈起生命中最艰苦的这一段岁月总是格外开心动容。一九六四年的噶尔昆沙，只有一个大院落，内套分工委、行署、军分区、贸易公司等若干小院，房间狭小，土质墙却厚达一米。室内放一张小床、一张铁桌及一只铁皮火炉后，再放一把椅子都难。全城干部四百多人都住这样的房间。烧柴就烧驻地周围的红柳。这种植物根系极发达，又耐烧。难以挖掘，就绑上钢丝，拿拖拉机硬拽。海拔四千三百米的噶尔昆沙不产蔬菜，就吃野地里生长的野葱野菜。聪明的主妇用盆发豆芽，那是最出色的蔬菜了。偶有人从新疆带来点儿青辣椒和洋葱之类，总要欢天喜地地请来三朋四友品尝。李佳俊最怀念的是在山西人家里吃的“阳春面”，即以野葱野菜并油、陈醋、胡椒之类佐以面片，成为李佳俊阿里生活的最高享受，至今犹不能忘怀。他曾告诉我说平均每人每年“吃”一件毛衣的意思，是说米里、面里都是牛、羊毛。物质的贫困在其次，邮路不畅通对于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来说真是痛苦异常。每年十一月开始到次年五月这一漫长冬季里，通往新疆的大报上雪封路阻，报纸、书信中断半年。这样的冬季是难熬的。对于那些恋爱之中又分处异地的年轻人可就加倍难熬。书信不通，只得用明码电报互诉衷肠，哪里还有秘密可保！有一天，报务员收发这样一份电报：“我昨晚做了一个美梦趁你妈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此事被领导得知，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发报的小伙子和报务员双双挨了一顿狠剋。
翌年冰消雪融的春季，邮局在五月初接到电波传来的消息：邮车已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这消息又通过电波到达各县。这是全年中最令人兴奋不已又坐卧不宁的时刻。数日后，当邮车抵达日土县，距噶尔昆沙尚有一天路程时，噶尔昆沙收到第二封电报通知，便全面做好了“迎驾”准备。第二天下午，按捺不住的人们倾城而出，公路边，土墙上，引颈遥望的人们焦灼、激动，望眼欲穿地盯准了西北方向。当遥见烟尘陡起，人群便开始骚动，拥抱，呜咽，抽泣，啼哭声与欢呼声汇成一片。
二十几年过去，李佳俊谈到这里时，又忍不住哽咽。我们几位听众也不免鼻子上部酸酸的。
年轻时还是多经历一些艰难困苦才好，它会成为终身财富，时间愈久愈有光彩。我们对安适的生活总是既向往，过后又总是无话可说。
但是，人不能终生艰难困苦，那会被生存问题淹没而难再进步。几十年间阿里人为生存进行了有成效的工作，然而付出的代价也够大的。后来我从杨松对于阿里的介绍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由于噶尔昆沙燃料困难，加之春夏雨季翻浆严重，房屋易倒塌；公路为噶尔河所隔，车辆通行受阻，等等。早在六十年代初便议论搬迁之事。搬到哪里去呢？李佳俊有幸追随当时的阿里军分区政委刘少雅，当时的专员，以及地委办公室主任李德普，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带上望远镜和军事地图，北到日土，东到革吉，周游各方，勘察新址。今狮泉河镇所在的狮泉河七、八十公里长的滩地上，密密生长着西部高原的原始森林——红柳。红柳学名为水柏枝，是一种极耐干旱、贫瘠的植物，因其枝条呈紫红色故名之。红柳丛林首先就吸引了这群寻找风水宝地的人们的眼睛。加之此地有山有水，拥有东西长四十公里、南北宽十公里、面积四百平方公里的大平坝，是新（疆）——（西）藏公路、黑（河）——阿（里）公路汇合点，虽有距国境线近，驻地无群众等不足，也就忽略不计了。
后经北京批准，阿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这样转移到郁郁葱葱的红柳丛中。然而红柳森林并非永远的风景。如今那片风景只依稀存活于狮泉河中老年人的脑海。他们眯起眼睛赞叹说：多么密的红柳滩！站在大卡车上的两车人相互望不见！至于年轻人，则像听神话一样地懵懂，仿佛这片风景压根就没存在过。我所见的狮镇，是白灰色漠漠荒原，在西藏最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空间大地干燥得透彻，乔木、灌木一应绿色不再，犹如火星和月球。
这座新生长的小镇以其所依傍的狮泉河而得名。狮泉河是印度河上游支流，源于冈底斯山北麓。八十多年前，作为发现印度河最初之源的西方第一人斯文·赫定，曾经雇用过当地一位向导、租八只驮羊、备足够用一星期的马料，带着几位仆从，攀上狮泉河最初面世的山顶，看四条泉脉如何从一块坦平的岩板下发出，合成最初的溪流。近侧是三座高石碑和一面四角形的真言壁，上刻神圣的六字真言——当地人早已灵感到这小溪流、小泉脉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和价值，并以此作为圣地标志。但作为科学发现并公诸世界，当数赫定其人。赫定往返此地用了五天时间，沿途捉了三十七条小鱼，枪杀一只野羊。付给雇用向导及其驮羊、饲料费用共计一百七十六马克。赫定想：印度河发源地发现得真算便宜呀！
从拉萨至狮泉河的公路，在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数十公里路段，是傍着狮泉河而行。一处绿如毯、花锦簇的河畔草地上，是远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