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骡帮驮队往返。在这些古商道上走动的，。多是小型的边民贸易，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只有丁嘎拉山口等少量大型商业通道。大队骡帮运进从印度组织的货源：毛料、红糖、日用品。日用品中包括首饰及各色化妆品。换取并运出的是藏地的盐和羊毛。大队骡帮走过身边，扬起半天尘土，驮铃叮当，清脆悦耳，好像永远的喜悦欢快。其实驮运路是极其艰难的。虽是气候最适宜的夏季，海拔六千多米的丁嘎拉山口依然严寒凛冽，加之缺氧，死在那儿的人不是冻死的就是窒息而死的。老孙就在这个山口拍过一具尼泊尔人的尸体。
死者当然是可怜的下层人。尼泊尔商人一年一度往返此间，通常携带家眷，妻妾成群，随同大批骡帮货物，当然要雇一批本国的背夫佣人。被雇的长工每人年薪七千尼泊尔卢比（大约折合人民币九百元）；按日计工者，每天折合人民币七元。在西藏南线边境所见尼泊尔人，一般都贫困难堪，我方百姓瞧不起他们，对经商者也不例外，所以尽管交往密切，藏族也绝不与其通婚嫁。
六十年代以前，普兰的国际贸易大户大都为印度商人。星散各处的商贸点也一度繁华。一九六二年被关闭的巴嘎区加尼玛市场，就曾有“那木嘎玛”的别称。“那木嘎玛”——天空星星。言其地帐篷像天上星星一样多。按照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中印协议，大批印商全部撤回，普兰的国际贸易一度中止。直到八十年代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才渐渐兴旺。曾有一些印商意欲再度来此重操旧业，普兰县政府也表示了相应的积极态度，但迄今终于没见印商踪迹。有趣的是，现在的有经验的尼商中，多为当年给印商当雇工佣人的那批人。这些人当年吃得苦中苦，耳濡目染就出了徒，方得今朝腰缠万贯。
穿城而过的孔雀河上架起一座铁木桥，称“东风桥”。桥侧沿河畔坡地而设的“桥头市场”，是国内小城镇常见的杂货地摊格局。经商者为一九八五年后陆续进入的国内小商贩：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及康巴人。这些人各显其长：四川人当然经营川味饭馆，另外从事电视机、收音机、手表、打火机的修理业；甘肃人则经销衣物百货，并屠宰；卖瓜果的是新疆人；据说康巴人专做大宗羊毛生意。在桥头市场浏览过，尽是些廉价小型商品。次丹多吉急需袜子，就花两元钱买了双没穿就已褪色的线袜，看了一下印刷粗陋的商标，是男女二人扛撅头劳动的场面，繁体字的公私合营字样，我判断它们为五十年代产品。
后来在科加村，次丹多吉所采访的一位老人，提着一双鞋质问：是什么人制造的这样不结实的鞋！
我们都感到百思莫解：从内地到边境，路途何其遥远艰险！小商贩们花同样的气力、担同样的风险，一些人干么净搞些残次品、过期货敷衍边地人！
桥的另一侧，则是尼泊尔商人半永久性居住区，傍着风蚀断崖一层层用碎石垒起小房小门小院子。一家临街的房门用布帘遮起，内中有人嗡嗡营营念经，鼓、钹有节奏地响着。说是正做法事，不许围观。老孙就陪我到处走走看看，指点一些他拍过的尼商。那些人见到老孙就讨要照片，他们不知道录相和照相不同。
和尼泊尔北部、西北部的人种不同，这些尼泊尔商人多属高鼻深目的雅利安人种了。一位看来很精干的中年商人巴尔肯·日古登，其父母过去就在普兰做红糖、盐巴生意，用赚来的钱在加德满都盖了一幢像样的房子。子承父业，巴尔肯现在普兰独立做生意。他打算明年把两个儿子都带来学做生意。他说，我们祖辈都靠普兰了。没有普兰，哪有我们的生意。
还有一尼商大约叫比丹，在普兰县银行存款达五十万元之巨。
穿过尼泊尔人聚居区，翻越一座极陡的坡，坡下面就是名叫“塘嘎”的国际市场了。一说国际，就有全球感。说了很久的国际市场忽然就在眼前，不禁相视失笑：哟！这大约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国际市场了吧！六、七排卵石垒的房上覆盖着帆布大篷而已。挨着门走过，转眼间走遍了整个市场。门面与商品大同小异，大都藏族所需日用品：红糖、木碗、首饰，经幡所用彩布，机织品等。卖主全是尼商。我只买了一只奶桃，几串石头项链。奶桃就是饱含植物油的椰子。据说扎达的底雅乡因海拔很低，就产奶桃，次丹多吉那一年待在底雅，就吃腻了奶桃，警告我们吃多了可要头昏胸闷的。彩石项链比拉萨的便宜。尽管便宜我们还是讨价还价，直降到六元钱一串——后来它们一直随我远行瑞士，被分送给我先后住过的苏黎世的两家女房东。同时指点地图告知购买地点——她们永不会到达的世界一隅，就因了这彩色石的项链，冥冥中便有些什么被触动，被引发。两位瑞士姑娘以夸张了的喜悦奉它们为神奇的东方尤物。
整个市场真冷清。明亮但寂寞的太阳使人慵倦。就随了我们的小伙子们钻进阴凉而熏香的体面铺面里长时间流连。那里的女店主一定是位俏丽的尼泊尔姑娘，有一位真真美得惊人。这位身披艳丽纱丽的娇小女郎，勾眉画眼，顾盼流眄，鼻饰耳饰，灿若星辰。令人遥遥想起吉普赛女郎，想起《巴黎圣母院》、《叶塞尼亚》的女主人公。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