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高度紧张。南希不时用英语惊呼“Stop！”格勒只好急用先学地教了她几个汉语单词：停！左！右！糟糕的是马师傅眼神不够好，同时开车的资历皆在安徽省会合肥市，在这种险山夜路、路况不明、大雷大闪、风雪雨雹的夹击下，一车人的命运都在他手握的方向盘上，能不三倍五倍、十倍百倍地紧张！格勒保持着弯腰站立于车中央的姿势，直盯路面接二连三果断地向马师傅发布指令：“注意左边！”“往右打！”或者：“冲上去！”
我的眼睛近视，夜间视力尤其不好，坐在颠簸的车中，就仿佛置身于巨浪滔天的大海里、风雨飘摇的小船上。路也看不清，忙也帮不上，心想闭起眼睛来，任凭命运把我抛向何方吧，可是不，此刻我可没有那样坦然，视死如归。以往自以为很勇敢，明证之一是在翻车之际竟能体验到寻常的时刻所难以体验的大喜悦：一种异乎寻常的幸灾乐祸，一种涅槃之境的宁静澄明。
现在我知道了那种勇敢的局限了。那是在毫无遇难思想准备之际，发生意外之后短暂的几秒钟内，当意识恢复时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还活着”时的庆幸。而此刻，当确知危险在即，但又不知究竟在哪一刻、哪一处发生时，就如已得知自己的死刑判决，而行刑期正飞速临近，能不惴惴！我们的坐骑在惊悸中搜索前进，我的脑海也在紧张扫描以往的所有历程，我曾走遍了的几乎全部西藏的东南西北，包括纵横过的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全程，十几年间旅行生涯所遭逢的一应惊险……这一回顾仅用瞬间完成。判断并立即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这一段山路是我在西藏所走过的最险之路。
结论之二是，我生平确属大怯若勇，大愚若智。
西藏有几条著名险途，大多分布在藏东、藏南的高山深谷间。例如川藏公路、昌都去往各县的公路、南去亚东、西南向樟木口岸的中尼公路等等。但那些路险在明处众所周知，如二郎山、雀儿山、“老虎嘴”、波密通麦大塌方处等等，且有道班工人常年维修，路况是保证的。岂像眼下这条路，完全是个谜，令人强烈不安。
有一个词叫作“灭顶之灾”。
突然——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情境中，不发生点儿意外是难以提醒并阻止我们走向绝境的。就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子，我们的车左边在下、右边朝上接近九十度停止了运转和翻动。
少顷，惊魂稍定的我们自右边的上方之门鱼贯爬出。格勒在我前边钻出车，匆忙间就忘记了后面还有人，车门随着惯性猛然扇回时，只觉得脑袋上“轰”地一声问响，随即胸部感到沉重一击。接着就是稀哩哗啦的声音：车窗玻璃粉碎了。众人惊呼“怎么啦！”我下意识地摸摸头顶，那儿正迅速隆起一个包，摇摇头，还好，没有脑震荡。大家放了心，又管自去校正车。在雨水中手忙脚乱地弄车，忽觉咽喉部位有些异样，随手摸出一把热乎乎、粘乎乎的东西来，拿来电筒一照——天哪！血！于是又引起一阵骚动。下午格勒用的云南白药现成地放在顺手的地方，南希则快速取出包扎用品对伤口进行处理。伤口不大，但血脉旺盛，此时已湮湿了内衣，并汩汩地小蛇一样贴着胸口流下。
用不着协商，意见空前一致：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再赶路了。车将翻，人受伤，是顶好的劝戒和警告。摆正了车，让车后的小红灯亮起。从车后厢取出鸭绒被，扯开盖在腿部，大家坐睡起来。马师傅很快发出隆隆鼾声，伴着小雨的浙沥声。此时是午夜十二时。
我则无论如何不能入睡，全力以赴于为杨成的一车人担着心。他们在哪里呢，在骤雨冰雹之中，在惊雷咆哮之时？他们的车没有加力档，能否冲过那些险坡，尤其是，杨成这样年轻，并非正式驾驶员，连驾驶执照也没去考呢。这样的天时路况，连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也都捏把汗，他行吗？而万一他们出了事……
二十四岁的杨成是西藏长大的汉族孩子，个头不高，穿一套专为下乡配备的迷彩服，脸膛黑红，眼睛很漂亮。尤其动人是他的嗓音，唱起时下流行歌曲来可以搞一个独唱专场了。在西藏我多多见到了这种随父母在西藏长大成人的孩子，环境铸成性格，多少就像藏族了，热情坦率，但也散漫爱玩。父母退休后，组织上批准了年轻一代的请求，把工作在西藏各地区的四兄妹一一调到阿里，现齐集狮泉河，只有姐夫在门士——其实西藏各地的干部最不愿意调的就是阿里。杨成兄妹的感觉与众不同。
画家韩兴刚是新疆长大的汉族，当兵当到了阿里军分区，转了业留阿里，并娶了一位阿里长大的汉族姑娘。他的野心是吃透阿里，拍遍阿里，让阿里来成全他的艺术事业。他在地区群艺馆担任副馆长，也负责民歌、民间文学、民间谚语等三套集成工作，多次走过普兰、扎达。他说每回都有新感觉。除了美术摄影专业外，他还可以驾驶汽车，具有应付生存的一切本领，还抽烟、喝酒、发脾气，在家庭中大男子主义，每次出差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一屁股坐下，贤妻为他脱鞋洗脚，哄孩子似地侍弄他。对于他所具有的极端的艺术家气质和匪气我曾不掩饰地皱眉头，他还自以为英雄豪杰气派。
扎呷是格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