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格勒则自始至终体现了他的康巴note#33
[注]性格，豁达侠义，不容置喙。这种康巴式的个人意志与南希美国式的个人意志不能不发生冲突。南希人生地疏，势单力薄，不免很快便败下阵来，只得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说来有趣，当我们致力于寻找人类文化的新标本之时，寻找者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正体现出人类文化尤其是东西方精神之间的异同，提供了不同文化心态的活标本。
结伴而行的另一车人是阿里地区群艺馆的画家韩兴刚，驾驶员杨成，拉萨来的女记者小杨，还有一位搭车的汉族青年商人。车是改装的并已丧失了加力档的北京吉普。全天行驶的沿途中，我们时常停在高坡，看他们如何下车，往轮后垫石头，推车，直到爬过一个个陡坡——整个阿里三围之行就是这么过来的。在狮泉河，我们同韩兴刚一见如故。疯疯癫癫的艺术家急切地想要尽地主之谊，陪我们下乡一走；我们生来乍到也亟需向导，就这样一拍即合，又经地区行署专员特许，便一同上路。从狮泉河镇的扎达县城，近路二百五十公里，远路四百公里，晨起出发，将近半夜方才到达。而年轻人们的车却久久不至。后来才知道是月光下的土林迷住了他们，不仅停车欣赏，且举行了虔诚而浪漫的祭拜仪式。此后每至一寺院一圣地（山，湖，神奇风光），每每如是。非西藏人虔诚起来比之佛教徒犹过之。不久连南希教授也屡屡施行跪拜大礼。恰成对照的是，自小便在母亲襟袍里远行数千里从康地前往拉萨朝过圣，幼年时便在寺庙里注过册，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格勒，却以异乎寻常的冷静眼光和理性头脑接纳一切见闻。这位训练有素的学者，兀自走得太远：“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就时常认真地批评弟子们的不严谨，说我们神神道道，陷入传说不能自拔。他也进寺庙，也了解传说，但用的是知性的眼光和耳朵。每每看到汉人和洋人们拜神灵偶像，大大地不以为然：“雪山湖泊本无生命，人们赋予它们灵性罢了。”后来，他固执地谢绝了我们一群的盛情相邀，到了山脚，到底也没去转大神山冈仁波钦——人们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位置互易。
我之从未屈膝顶礼，并非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只是向以为仪式毕竟外在，无可无不可，对此听凭感觉罢了。
象泉河正逢夏季涨水时节，陡峭的河床深切谷底，水声已充耳可闻。黝黑的土林山影层层环抱中，扎达县城的灯火闪闪烁烁。这里与拉萨海拔接近，杨树柳树葱笼掩映。从一棵乔木也不见、干燥犹如火星的狮泉河镇乍到扎达，眼睛和肺部同时感到了充满和舒适。我们将车径直开往县武装部，那里具有该县接待客人的最好的食宿条件。在西藏各地，部队与地方关系密切，是近几十年间的新传统。
早有一人守候在此，等待有日了。此刻听见车声人声，大喜过望，快步迎来。此人个头不高但很健壮，满脸胡须，身穿满身是兜的摄影服和数月不洗已不见本色的牛仔裤，头戴一顶半边上翘的毛呢礼帽，宛似“西部牛仔”——这人正是西藏知识界无人不晓的“拼命三郎”孙振华。刚满四十岁的老孙前些年很不容易地从安徽合肥调到《西藏日报》任摄影记者时就曾只身闯荡阿里，走过西藏的冰雪旷野和深山老林，拍新闻照和艺术照，拍了雅鲁藏布一条江。出过电视片《雅江纪行》和阿里、古格的几本画册，在北京办过摄影展，几度大难不死，一时名声大噪。他的经历成为传奇，他也就成为传奇人物。此番他以安徽电视台编导身份大举进藏，是部分地接受了日本某财团资助，要拍整条喜马拉雅山脉：从该山缘起的西部阿里直拍到余脉消失的藏滇边界。只不过好事多磨，此刻的孙内外交困，西藏有关部门出于保护文化资源的地方政策，阻止此举，并将此禁令通知各地。阿里之所以热情款待孙，是请他协助阿里电视台拍摄六集有关阿里的电视风光片。但孙所拍喜马拉雅迄今仍未获准；内部也困难重重。孙意欲请格勒当文化顾问，请我作文字撰稿，数月前他前往北京时曾有一晤。碍于西藏方面的态度，作为西藏人的我当然满怀忧虑，虽然我十分喜欢这项工作并乐于助孙先生一臂之力。
思贤若渴的老孙此刻满面笑容，由于感激倍加诚恳，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又握住格勒的手，连声的荣幸和谢意。并当即决定，鉴于我们从拉萨租来的车，车况人况俱不佳，难于安全完成此行，索性打发回去，改由孙振华人并车陪我们从扎达去普兰。在拉萨租车之事本为我一手操办，现在看来办得很糟。孙振华雪里送炭仗义相助，令我们一行感激不尽并皆大欢喜。
到导演老孙和驾驶员马师傅（后来换成耿师傅）加入这个小团体时，我们便基本上保持了一行二车（都是北京吉普，老孙用赞助来的车率先实行改造，将其后部改成高齐篷顶的方正铁箱，以便存放更多的必需品，韩兴刚效法之）十人的格局。这是一个难得的组合，学者、画家、记者、导演、作家，快快乐乐像一个吉普赛团伙。南希教授有些不快，她预感到她阿里之行的性质将要改变，大概还认为我们都是干扰。格勒则认为南希美国式的个人中心不适用于西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