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来自英国扶持下的印度道格拉人note#40
[注]——千余年来藏民族早已钝了外向锋芒，而仅有招架之功了。
十七世纪末叶，阿里三围正式纳入西藏噶厦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首府设在噶尔河南岸的噶尔雅沙和噶尔昆沙。拉萨的噶厦政府每三年轮换派出一届噶尔本（相当于专员）。由于地处边境，噶尔本较之卫藏同级官员品位高些，为四品官。
此时的扎达被划分为扎布让和达巴二宗（宗相当于县）。扎布让宗下设六措（区乡）。其中宗本直属四措，陀林寺下属一措，另有曲底措直接归属噶尔本。各措未设行政长官，由当地土王、头人、差巴首户等代理措本职权。以执握法鞭象征司法权。各级长官使用法鞭长短粗细均有严格规定；同时各级官员穿衣、戴帽以及马饰等级森严。可惜实物保存到现在的不多，只听说多布杰是曲底最后一位代本（相当于排长），现在地区政协，他还保存着那顶象征官阶的帽子。
达巴宗因是牧区，无措，由自然区域划分的四部落组成，达巴、曲龙、顿居、东布。四地均未设行政长官。顿居是象泉河发源地。一九五六年，达巴宗与扎布让宗合并成立扎达县。
当年宗、措行政长官的职责是：接待政府官员和信使，监督执行地方政府法规；检查差民的户数、人口变动情况；检查监督差民支差税赋情况；处理一般民事纠纷；守卫边境领土（每年派员去哨口守山）和二十四条外贸通道、与印度谈判会晤等外事活动；收取出口税。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曾有过一短期的中央政府与藏政府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执政阶段。到一九六○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扎达县委员会、扎达县人民政府，下设农牧科、民族宗教科、公安局等直属机关和六区十五乡五十七村。这一体制延续至今。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央有过指示：边境县不准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整个西藏不摘“文革”。但终于失控。一九六八年，县领导被罢官；下乡串联的干部们鼓动群众拆寺庙、烧经书，民主改革时有寺庙三十二座，僧人一百五十二人，尼姑四人。“文革”中彻底破坏的二十六座，破坏严重的二座，仅有四座基本未破坏。现有僧人五个。
县办公室主任还给出一些数据罗列如下：
扎达全县总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
总耕地面积一万零一百二十八亩；
草场总面积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
实用草场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
土林实际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
截止到一九八九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扎达全县共有八百五十户、三千三百二十五人；粮食总产一百八十三点八万斤，牲畜十五万头（只），人均年收入六百七十四元。
我们还特别了解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间、一九六八年该县两次外流人口二千人，后陆续返回五百六十人。一九七○年以来该县每年递增五十八人。
……
我这样梗概了扎达自古格以来的千年史；如果寻出了象雄文明起源的上限，还要再上推几个千年。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正在辛苦地做着这些工作，象雄的轮廓将要渐渐分明起来。
但是——但是什么呢？
当我心心念念于阿里的向往，对于它壮阔绚丽的自然面貌以及对于它晦暗不明的历史之谜的向往，并完成了阿里之行之后；当我急切地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整理笔记、翻阅资料、各方咨询，重新使我所见闻的每一细节复活之后；当我设身处地，试想亲自参与那声色俱烈的历史情景，并果然同那些王族臣民、尊者上师熟悉起来并感到了逼人的生气之后，在我向朋友们津津乐道于阿里、并满怀激情地写完古格千年史之后……在兴冲冲地从事了这一切之后，突然有一个念头骤然升起——
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一地区的历史。我关心它的什么。我希图找到什么。它对于人类所关注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无意义。而我，是否借机逃遁，以远避需要痛苦地面对着的现实。如果不是，如何从这一关切中看出我的积极努力。
都是问题。这一念头攫住了全部心思，思路无法进行，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最好还是把这一念头搁置，否则我对阿里只能保持缄默。寄希望于文字。它或许能引领我，到达我渴望到达的彼岸——我有多半靠文字思索的习惯。、罗素曾在论述国家特性的成因时说，“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开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后来他还说过，“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像。”再后来，否认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在当代史学中较为普遍。恰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个别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与我所关心的史实对号入座。去阿里前在北京大学，我与年轻的甘南藏族学者桑吉扎西曾有一席谈，他对克罗齐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的观点极推崇，格外看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