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宗的家就在青稞地边上，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又小又暗，又隔成小套间，里面一张大床，一排藏柜，柜上叠摞着五六床新被子。德庆群宗有收藏新被的习惯；外间有两张窄小的卡垫床，炉灶炊具，写字台。她和女儿住外面，把大床让给了我。随口问她，平时娘儿俩是怎样住的？德庆群宗的回答使我意外，说女儿想吃奶的时候，就都睡大床，平时女儿就睡卡垫床上。
可是女儿益西卓玛已经九岁了。九岁了还在吃奶？那么牧区孩子最大能吃到多少岁？
德庆群宗想了想，说，大概十五岁吧。不过女儿才九岁她现在奶水已很稀少了。
很快发现德庆群宗热情得近乎病态，她对于女儿的爱有些儿发狂了。同时她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几天里她一直在絮叨自己的生活遭际。
民主改革那年，人民政府送她去内地读书，那时她正年轻，像朝阳初升，灿烂前程召唤着她。但是后来的命运则阴云四起。结了婚，不幸又离异了——实际上是被抛弃了——她带着两个女儿返回故乡，回到父母亲身边。她的全部爱心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但噩耗传来，在远远的县中学读书的十三岁的大女儿得急病死去了——德庆群宗从系着彩缎的小匣子里取出亡女的照片给我看，继续说着——县上派人来看望，顺便征询处理意见，是土葬、火葬、还是天葬，可以任选。“我想来想去，土葬可不行，地下的虫子会把她咬得不得安宁；火葬也不好，还是天葬吧，干干净净。”
只有九岁的益西卓玛与她相依为命。她不愿下嫁牧民，“太不卫生”。益西卓玛是她的唯一希望。她用最极端的母爱眼光百看不厌地瞧着女儿，对女儿随口说的每句话都要立即翻译给我听，对女儿无意间做的每个动作都立即示意我一同去欣赏。她没抱怨过什么，除了对前夫的诅咒；只是用更多的热情殷殷地生活着。小益西卓玛也争气，在班上学习是拔尖的。德庆群宗按照汉族女孩的发式，把女儿的茸茸细发高高地梳在脑后，用红绸扎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打算让女儿将来考拉萨的或内地的大学，她的命运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改变。
德庆群宗把她采集制作的野花野草的标本让我挑选了一番。这是生长在桑穹山谷草地上最常见的饱经风雨又璀璀璨璨的那类花儿，朴素的蓝色花和黄色花。德庆群宗还把她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动员了来，录了一盘嘉黎山歌的磁带送给我们。老人是当年的歌手，年逾七旬，仍能高歌真叫人难以相信。而四十多岁的德庆群宗的花腔女高音中仍满含少女的清纯之音也叫人惊异不已。此地山歌如同高原牧场上的徐徐和风，淙淙小溪，任性随意地吹拂流淌。旋律有程式化的结构：低低的喉音脱口而出的时候，便迅即昂扬激越，加花的拖腔，一个跌宕沉落下去，又一个低低的喉音……周而复始的旋律似乎在重复那说不完、道不尽的世世代代的感慨，不知所求的迷茫。
从查桑的卓玛到老嘉黎的德庆群宗，我见过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藏族妇女。我的那些藏北的姐妹们，坚强富有耐受力，是世界上少见的最独立最少依赖性的一群女人。许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藏族妇女在藏族社会中的特别地位和作用。所谓特别，是相对于西藏四周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儒教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而言。观察者们注意到了西藏妇女从未深藏于闺阁之中，她们活跃在家庭和社区中，形成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她们的作用奠定了她们的地位。牧区有句形象的俗话：小孩的脚磨起茧子（放牧），女人的手磨起茧子（做活），男人的屁股磨起茧子（坐着喝茶）。妇女支撑起牧区基本生活：挤奶、打茶、炒磨青稞、制作酥油奶渣、照看孩子……从清晨到夜晚，从岁首到岁尾。青春与生命被常年不息的牛粪火一点一点地舔尽了。最苦的是那些没有机会嫁出去的女人，拖着几个私生子，撑起一顶小帐篷，独自应付生活。虽说牧区乡下正统观念淡薄，虚伪的道德教条也少，但非婚生子女还是常被人瞧不起，被称作“脏孩子”。又虽说各地都规定了对不负责任的男人的惩戒条例，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爸爸。一个过路人，就那么一两夜，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罚来几头牛，几十只羊，也没能改变基本事实。我还听一位申扎人讲起婚姻方面的一个陋习；申扎县巴扎区三个偏僻乡里，习惯娶“姑姑老婆”，即认为姑侄配偶是最理想的婚姻——这种隔代婚，难说有什么爱情幸福。
另有一类妇女，处在那种虽为数不多但也常见的多夫多妻家庭中。以家庭为中心各有分工的生产单位，往往以此保证人力和生产资料不散失。由于观念的差异，牧民的私欲及由此而发的占有、妒忌等心理淡薄得多，所以一般认为多夫多妻之家各成员间的关系还和美，至少相安无事地打发着日子。我在藏北走访中，不少人坦率地赞美这种生活方式，后来我所接触过的藏学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至少客观上认可了复婚形式的合理性。他们大致从社会观念、经济观念、心理因素论证了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note#
[注]——目前世界通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虽不是最完善的婚姻形式，但多夫多妻制却不能推广，至少不宜传播到汉族地区，那还不闹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