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牲畜近三百万。其状惨不忍睹：牛马大畜四散奔逃，懦弱又恋人的羊子围着帐篷等死。饥饿使它们互相啃吃牛羊的内脏和尸体……乌儿找不到可以落脚的黑点，急于逃出雪海的野生动物羚羊、黄羊奔向青藏公路的黑色路面，渴望人类或许能救救它们……
这场灾难要是发生在从前那散漫的个体的牧户时代，难逃覆灭厄运。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就多多记载了类似事件。百余年来，西藏地方遭受较大雪灾记录在案的有五十余起……从中可见，每逢大雪灾，总有大批牲畜倒毙，不少牧民冻饿而死，百姓纷纷逃亡，有时甚至整个部落荡然无存。
所幸今天的藏北牧民是有组织的。雪灾发生后，从自治区到地、县、区各级领导和干部们一批接一批奔赴灾区，在茫茫雪野中寻找受灾牧民——谈何容易！往往寻找多日才找到一两户——推土机、牵引车开路，装载牧民急需的口粮、燃料和饲草的汽车紧随其后。人民空军动用了直升飞机，空投救灾物资……半年之后，这场大雪才消融得斑斑驳驳。人类在这场对抗自然的斗争中，大败中取得了小胜——死了几十万头牲畜，没死一个人。这已经是始料未及的胜利了。
尽管如此，我所见到的牧民却没有一个企图另谋生路的，他们把贫瘠荒漠的草原认作安身立命之所。多玛嘎尔曲乡牧民岗恰年轻的儿子曾在拉萨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几年后又辞了职，回乡务牧；我曾问起他的体会，他说，“当牧民……自由。”我总觉得此话可疑。文部杰瓦区前区长当了大半辈子脱产干部，退休了却并不住生活条件方便些的区上，而是重返草原重操旧业了。我曾随洛书记看望他，他儿女满堂，却没有上学读书的。他的帐篷里除多一部收录机外，也几乎与普通牧民一般无二。
或许也有相反的例子。曾听说某些牧民的子女去内地读了书，变“洋”了，休假探家处处看不惯，嫌不卫生，要睡“床”，要吃大米饭。不过也真够难为他们的，不论在外工作还是学习，要想回家看一趟可真不容易：他们不知道帐篷家已搬往何处，方圆上百公里哪里去找，更何况又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
至于藏北牧民的精神世界，则难以进入。有时觉得已经进入了，实质上相差得可能很远。即便是有限的进入，也难免以自己的文化法则去作不无歧误的解释。我个人对于这里的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理解，对于他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所涉及的世界观、经济观、婚姻观、生死观等等方面的介绍，均散布于本文各章中。想要把此地由现实而生发但又超越现实的那一部分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对于我来说是困难了些。
总而言之，这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土地。由于它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方面的特异性，使它在过去与未来的年代里只能居于世界文化边缘。
边缘就边缘吧，无力也无须向世界中心启航。一个永远的藏北草原，一个永远的青藏高原。
但当多多少少听说了青藏高原非凡的历史，它的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不仅使地球改观，尤其是为人类的出场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时，我觉得对于这片新大陆不能不重新审视，而全人类都不能对此再感觉漠然了。
事有凑巧。刚从无人区返回那曲，就碰上拉萨来的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侯石柱。他搞考古专业，他的夫人现在在美国留学，专门研究和学习制作细石器。我把在冰雪之原上捡到的棕黄色石核炫耀给他看。侯石柱喜出望外，立即断定这是典型的中亚系统船底形石核。
说来，遍布全球、贯穿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全过程的细石器，共分两大传统，一类是以地中海为核心向周围辐射至欧洲、非洲、亚洲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几何型细石器；一类是以中国华北为中心，分布于中国、西伯利亚、日本、北美等地的非几何型细石器，即剥下长条形石叶后，石核为船底形和楔形。加工方法、器形与前一类不同，是容易分辨的。西藏的显然属于后一种，由此可见青藏高原早有古人类活动。
那么青藏高原上古人类活动最久远可溯到什么年代呢？
就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初的那一天，藏北那间小屋里，牛粪火炉旁，我生平第一次听说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点——
青藏高原有可能是地球人类的发祥地！
侯石柱与我同年进藏，一直从事发现和研究西藏古文化工作。十年观察与思考所得，他明确地作如是说。在西藏，他是推出这一论点的第一人。西藏之外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不谋而合。侯石柱的论据有三：其一，青藏高原强烈隆升造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迫使猿类改变生活习性，逐步向人类过渡。其二，几十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和云、贵、川一带多次发现震动世界的由猿到人不同时期的化石，从上千万年前的开远森林古猿，到距今八百万年的禄丰古猿，到一百七十万年前的著名的元谋人，如将考古发现再推进一步，有可能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猿——人演化痕迹。其三，仅据地表采集的细石器可确认一至五万年前，在现今高寒的藏北及西部即有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而发现者几乎都是地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