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

    如果说不堪重负的雅琪宣布出让股份还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话，“巨无霸”大连万达意欲全线退出使人们不得不深刻地思考：中国足球是否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足坛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是否即将席卷中国大地？

    我们必须拯救中国足球，因为足球不仅仅是足球，在它“下海”之初，就担负了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的重任。

    在它之后走向市场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的基本模式都与足球一般无二。拯救足球，就意味拯救整个体育制改革。

    1993年，当中国国家队兵败伊尔比德，世界杯出线无望的时候，疾心的成都球迷，向全国发出了“中国足球SOS”的呼叫。转过年来，首届职业联赛打破了旧有僵化的足球体制，将濒临死亡的中国足球带出了死谷，引领到一片海阔天空之处。

    然而，当足球改革在1995、1996年启动了潜力无限的中国足球市场之后，足球改革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们并没有抓住时机，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探索中国足球产业化发展道路，百是被表面繁荣晃花了眼睛，全力于眼前利益的追逐。

    如今，面对着中国足球俱乐部经济上陷入困境，假球、黑哨纵横，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球迷们是否又要呼喊“SOS”，恳请有关方面早出良策，治病救人？

    治病救人，首先要望、闻、问、切，找出病因。

    中国足球病在何处呢？到底下是什么使中国足球俱乐部陷入今天的困顿？

    先看看外因。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导致了球市的疲软。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日韩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国内大批企业不景气，大批工人下岗，在岗工人工资减少，中国经济正为实现8％的年增长率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球市。

    北京国安队与韩国LG队的比赛，现场观众有1万人之多，表面上看起来花团锦簇，但实际上只卖出了300张球票，其余的全都是赠票。

    而大连万达俱乐部1998年首次推出了十元钱一张的学生票，这才使球市有了一点儿起色，在4．5万球迷中有1／3是学生。万达俱乐部不得不振臂一呼：保卫球市，从大连开始。

    毕竟，足球不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被球迷最先削减的恐怕就是足球消费款项。

    二、甲A匆忙扩军，加剧了足球的恶性膨胀。

    球员的天文数字的薪水令俱乐部疲于应付，而中国球员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价格，与其价值发生如此之大的背离，完全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不足，适龄员很难满足增加的俱乐部的需求，因此在供求关系上就出现了卖方市场，球员们可以任意抬高身价，俱乐部则无可奈何。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决策者被虚假繁荣所迷惑，匆忙扩军，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对长期发展十分不利。俱乐部们对有限的足球资源展开了更强烈的争夺，球员身价进一步飘升。

    其实，J联赛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供鉴：J联赛队伍匆忙从1O支扩大到16支，球员身价暴涨。前圆真圣以400万美元的转会转到了川崎贝尔迪，这是相当于谢林汉姆的身价，他根本不值。

    很快，J联赛组就遭到报应。

    三、在利益分配中，俱乐部应得的利益被剥夺。

    在改革初期，足协与俱乐部的职责分工不明确，足协管什么、不管什么不明确。

    改革，从实质上讲，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而俱乐部直至今日，还有一些重要的权力没有拿到，甲级联赛无论总冠名权合同还是电视转播合同，都是足协一手操办，并出面签署的。职业联赛已经进行了五年，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是市场主体？应该由谁来经营？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足协都应该是事业法人，它应该还经营权于俱乐部。

    场地广告应该是俱乐部的一笔主要收入，可是，甲A各俱乐部场地广告中有16块属于中国足协，其余8块属于俱乐部。

    而俱乐部的广告除位置不佳，在内容上也受到很多限制，不得与另16块广告相冲突。足协拿走的16块广告板中，除了有12块根据赞助合同属于国际管理集团外，还有4块被足协下属福特宝公司无偿经营着。现在许多人都有疑问：福特宝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场地广告是属于俱乐部的可开发资源，足协作为行业管理机构，本不该介入俱乐部的具体经营，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也不能代理俱乐部行使经营权，更不能无偿使用俱乐部的资源。

    四、俱乐部经营需要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在现行体制下，俱乐部经营力不从心。但是，中国足球界是讳言体制的。

    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不能够获得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减免税等优惠条件。因此，它们是不可能与在资本市场中融资的欧洲大球会相提并论的。

    不仅如此，彩票不能发售，电视转播拿不到钱，专利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