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

由于俱乐部频繁炒教练和队员的大量转会，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师徒关系结构。过去一个球员有可能跟一个教练一跟十年，现在能在一起共事一、二年就算长的了。这种现象必然要对教练员和球员的关系发生重大的影响。

    “师无常徒。徒无长师”是职业化条件下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关系的正常模式。与过去传统的师徒关系相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大流动产生大交流，这种大交流打破了传统的“一师一徒一招”的传统教学模式，对球员的球技及至教练水平的提高都具有积极意义。

    但缺点是缺少了那种在传统体制下师徒的感情交流，教练员和球员之间失去了固有的维系关系的感情纽带。

    另一方面，金钱关系渗入教练员和球员的关系中。

    实行俱乐部制以后，工资的弹性一下子加大，从几千到几万相差悬殊。还有奖金，上场队员和不上场的区别更大，少的只有区区百元，多的可得上万。一般说来，队员的工资是由主教练提议，由俱乐部领导最后拍板，而出场的奖金则由主教练具体来定。因此在奖金问题上，主教练成了矛盾的焦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俱乐部就像是一个建筑公司，俱乐部的头是公司的总经理，主教练就是总工程师一球员就是大工匠。

    首先，总工程师不仅要指导工匠盖房子，而且还管发奖金，因此常常发生矛盾。

    一位上海记者称，还在王后军执教时，亲眼看见一位外埠运动员在饭桌上很不客气地要求王后军保证让他上常王后军表示可以考虑考虑，但这位球员不依不饶，非要王后军下保证不可。

    因此在俱乐部制的新型经济关系下，主教练排兵布阵已经不能完全按照球员的能力和根据技战术的需要，还要考虑到经济利益的分配，必须根据多重关系来处理问题。如果稍稍不慎，就会影响球员的积极性，甚至引起矛盾，招来“下课”之祸。

    其次，总工程师还经常和工匠发生矛盾．还有人事纠葛。

    意大利足球专家张慧德一再地向作者慨叹：在意大利，无论怎样的大牌球星，都在教练面前规规矩矩，训练不迟到不早退，服装整齐，训练卖力。这是职业道德使然，即使教练和队员之间有矛盾，也不该用消极怠工的方法来解决，因为球员珍惜自己的运动生命。而在中国，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1995年7月，旅居日本八年的前国家队队长迟尚斌回大连执教。当时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市球迷都对大连队在甲A赛程过半只名列第三不满。

    迟尚斌一下飞机，就直奔运动员驻地，跟队员见面。

    谁知，他一走进大楼，整个大楼“哗”地一声黑了下来，没电了。迟尚斌只能借着烛光，在走廊里跟队员们见面。

    迟尚斌一行人一走出大楼，“哗”整个大楼又来电了。随行的人都很气愤，但迟尚斌是个很有气度、涵养的男人，他一笑了之。他对弟弟迟尚国说：“我相信，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一定会有人向我承认：迟导对不起，当时我年轻，不懂事。”众人皆为迟尚斌捏一把汗。果然，有的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无声抵抗。迟尚斌一上任就输给了当年降入甲B的辽宁队，又负于上海申花队，并非队员实力如此和迟尚斌的执教能力如此，而是队员的情绪如此。

    好在，迟沿斌很快以他本人的魅力征服了队员，不怒自威在队员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平定了队员的情绪，将队伍迅速捏合在一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创下了一大堆辉煌。

    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就要被队员“挤兑”得无可奈何，最后卷铺盖卷走人。

    当时迟尚斌之所以敢于治队，据他的亲人透露，是因为他丝毫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态。他在日本苦斗八年，已成为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有房有车，可以对“万达队主教练”一职不屑一顾。他可以让队员明白：在俱乐部和政府炒我之前我是可以炒了你们的，看谁更在乎。

    1996年5月12日，天津三星队主场与八一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时33分钟，主教练蔺新江将队长韩金铭从场上换了下来。韩金铭走下场来径直走向蔺新江，质问为什么把自己换下来。由于这场比赛由卫视向境外直播，所以混乱的场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的劝解下，韩金铭怒形于色，愤然退常这场比赛最后以天津队0：4惨败而告终。记者称。早在1995年，蔺新江与韩金铭就曾在训练中发生过不愉快。

    后来俱乐部报请中国足协暂停韩金铭入选国家队资格，但蔺新江也如期“下课”。将帅失和，两败俱伤。

    1997年7月，申花队O：1负于延边队，申花队得势不得分，范志毅气冲冲地跑到场地边，大声向场边的波兰籍主教练说要把外员换下来，声音之高，连观看现场直播的球迷都听得一清二楚。虽然后来教练果然把外员换了下来，但在总结会上，俱乐部领导人义正辞严警告范志毅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主教练之上。但后来这位波兰籍主教练终于“下课”。

    在一场海牛队比赛期间，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