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

席会议，并取消裁判监督，每场比赛只设比赛监督。裁判员执法补贴仍为每场主裁判500元，助理裁判300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甲级联赛执法工作更具公正性。但是裁判界一些人认为，这些改革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能助根本上解决裁判队伍中存在问题。

    1997年，中国足协下发的《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工作要求和纪律》是这样的：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要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尊重赛区二作人员，公正、认真做好相关工作；除执行中国足球联赛委员会交代的特殊工作外，比赛监督在赛季不参加比赛之外的任何公、私活动；裁判监督接受比赛监督领导，裁判员服从裁判监督的管理。裁判监督带领成员一起参加工作，集体活动，不得私自外出；裁判员到赛区去工作中不得提前报到和延期返回，不得办理该场比赛无关的事务；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不参加赛区俱乐部或工作人员的宴请及另外安排的任何活动；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在正常工作外不会客，更不得与俱乐部或其有关单位及个人私下接触。除比赛监督房间外，不开通任何房间电话，裁判员也不得将移动电话、BP机等通讯用具携带到赛区；裁判员如遇到俱乐部或与其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私下接触，必须及时向裁判监督及比赛监督报告；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不得接受赛区、俱乐部及其工作人员的任何钱、物馈赠。

    应该说，这些尝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消除“黑哨”的路途仍然困难重重。

    “黑哨”已经成为人见人恨的足球公害，人们恨不得马上揪出几个吹“黑哨”的人绳之以法，以大快人心。但是，真正能够抓到“黑哨”又是极其困难的。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错判、漏判、反判都是“黑哨”。裁判工作是一项对人的素质有较高要求的一个专业。裁判员除了技术水平以外，在球场上必须在瞬间能够对球员是否犯规作出判断，如果判断时间滞后，就会使人感到判罚不及时、不准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进行判罚，实属不易。再加上裁判当时的精神状态，以及现场站位、视线等情况的影响，也会出现许多错判、漏判、反判。这是属于裁判员能力的问题。因此不能简单把这些错判、漏判、反判说成是“黑哨”。

    其次，很难获得“黑哨”的直接证据。能够提供有效证据的知情人绝对数量太少，即使是所有甲级俱乐部都有贿赂行为，每个俱乐部有三个知情人，全国也不过七八十人。想要找突破口是非常困难的。

    其三，俱乐部是“黑哨”的需求者，他们提供金钱，驱动“黑哨”；而裁判是“黑哨”的执行者，是被驱动者。只有投资者来购买“黑哨”，“黑哨”之音才可能响起，那些“做裁判工作”的俱乐部才是真正的“黑哨之源”。很多俱乐部既是“黑哨”的受害者，又是“黑哨”的驱动者。有共同的利益存在。如果裁判员吹了“黑哨”被揪出来，就意味的终身失去“裁判职业”，同时还有可能有牢狱之灾。如果行贿的俱乐部被掀出来，不仅面子难堪，而且也可能被依据新《刑法》追究行贿的责任。

    因此在受贿问题上，黑哨不承认，俱乐部也发誓没有送过一分钱，两者结成统一战线，好似铁板一块。

    最近，有一位足球俱乐部的领导公开声称，如果司法部门介入，他将参与揭露“黑哨”。实际上，这位董事长不知不觉进入了逻辑上的“两难”境地。

    如果他揭露的是与对手或其它足球俱乐部的相关的“黑哨”，那么他不是直接当事人，未必能了解到第一手材料、拿出有效证据。如果说是自己俱乐部行贿裁判吹“黑哨”，等于自投罗网。行贿也是一种犯罪。因此即使司法部门介入，他也未必能揭出“黑哨”来。

    按照国外的经验，真正抓到“黑哨”是极偶然的情况，从怀疑到真正抓到的“黑哨”，概率极低。近1OO年的时间，全世界不过才抓到四五十起“黑哨”和“假球”。

    因此我建议，足坛的“打假扫黑”，不要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揪出一两个吹“黑哨”的人上，因为这样做往往收效甚微。努力半天，揪不出来反而被贻笑大方。能揪出来更好，揪不出来也无所谓。

    惩治“黑哨”，重点要放在“截流”上，而不要放在“寻源”上。

    采用“现象处罚法”也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也就是说，只要是在赛场上出现误判、漏判、反判的现象，不管是因为工作不认真、水平不高，还是因为受贿吹“黑哨”一律严加处理。定肯“冤枉”一两个，也决不心慈手软。用1O万元去换终生职业，大多数人要掂量掂量。误判、漏判、反判少了，俱乐部买不到“黑哨”，渐渐也就失去了行贿的兴趣。中国足坛将逐步会得到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