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

裁判是很聪明的，既维护了裁判的职业道德，保持了判罚的公正性，又收到了钱，增加了收入；同时这样做还很安全。真可谓一箭三雕。

    联想起在上大学读法律时，一个同学听到“吃完原告吃被告”这句顺口溜后就去问老师，打官司总有一方会赢、一方会输，那么“吃完原告吃被告”不是要吃出事么？

    这个问题把老师问笑了。老师回答说，“吃完原告吃被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司法水平很高的人才敢吃呢。

    一个朋友在谈到“黑哨”时开玩笑地说，如果他是裁判就会采取一种独特的方法。两方面的钱都先收下，然后在赛场上不偏不倚，保持公正、中立，不吹黑哨。最后哪一方面输了，就将钱退回，赢的一方的钱留下。在实践中，有没有裁判按照这种方法运作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比赛场次特别重要，球队双方的俱乐部都下大力气做裁判的工作，那么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就要吃苦了。一次一个南方的球队到北方客场比赛，在比赛的头一天下午，俱乐部的人就径直赶到主裁判下榻的宾馆。他们被服务员告知，裁判已经被领走了。因为事先已经托别人与裁判联系过，于是他们就在该宾馆住下，静静等待主裁判回来。一直等到第二天黎明，还没有主裁判的影子。

    他们明白了，这是主队俱乐部搞了一次“坚壁清野”。于是他们只好睡眼惺忪地去观看比赛。在比赛中他们发现，裁判的判罚过程中有些地方是明显倾向对方的，自然这场球客队输掉了。

    在以往中国足球界，足球比赛中也时常有错判、漏判现象发生。但是那时主要是因为裁判水平低或一时疏忽造成的，最多是因为熟人、朋友的关系有点“特殊关照”。黑哨现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因为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以前，不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没有经济利益关系，就缺少黑哨的巨大推动力，就不容易产生深刻的矛盾。

    中国出现“黑哨”应该说是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史上的必然产物。在足球职业化以后，出现了许多变化：一、足球实行了职业化，比赛胜负就与经济利益挂上了钩。

    球队成绩越好，知名度越高，俱乐部的收益也就越大。给裁判递红包，本质也是一种“投资”，裁判帮助获胜可以物化为经济效益，少量的投入换回大量的报酬，尤其球队面临降级时，降级就是球队的资产贬值，少量投入防止球队贬值，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俱乐部贿赂裁判，无论是其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主要是由经济利益驱使。

    二、裁判是绿茵场上的法官，在比赛的9O分钟里他具有“一审终审判决”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尤其是对那些可判可不判、可轻判可重判、可这样判可那样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就显得更为重要。足球比赛自身的特点又将他的权力进一步放大，面对运动员的一个小错，他甚至可以动用牛刀（点球）。而有权力尤其是有特殊权力的地方往往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在中国裁判普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许多人抱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嚣张得不可一世。有位主裁判曾说：“谁跟我较劲，我就是要让他看看我的厉害！”

    三、俱乐部的领导层大部分是来自商界，其中一些人深知金钱的力量。同时他们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商界的手法很快破“移植”到足球上来。这也是“黑哨”到来之速、来势之猛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了需求这一大前提，又有了具体的操作者，于是，绿茵场上黑哨就响了起来。在无可奈何之中，中国足球职业化就这样伴随着黑哨声声走过五年……。

    1997年底，中国足球界被震撼了。沈阳市《辽沈晚报》推出的一个共有12篇连续报道，如同12颗重磅炸弹扔进平静的中国足坛。在报道中他们称曾向16个甲A和甲B俱乐部征询过有关“黑哨”事件，其中有12个俱乐部作出回应。承认他们向当值裁判提供现金贿赂，而裁判亦接受；报道还说大部分球队不肯透露在'97赛季他们用于贿赂的具体现金数目。但其中一队坦言费用高达2O万元人民币；有1O支球队承认他们在'97赛季所花费的贿赂款与前三年相比有大幅度增长。

    一石击起千层浪。

    其实为了防止裁判员在赛场上滥用职权，中国足协早就行文加以约束。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竞赛规程第三十七条“裁判员纪律”规定：一、裁判员违反下列情况之一，经中国足球协会批准，吊销裁判员等级称号并处以终身停止从事裁判工作的处分，通报全国：（一）参与搞君子协定，在比赛中故意偏袒一方，造成恶劣影响者；（二）有索取和收受贿赂者；（三）道德作风败坏者；二、对裁判员执行比赛任务中出现的其它问题，按中国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纪律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1997年天津裁判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中国足协裁委会作出决定，'97赛季裁判员执法采用国际惯例，由裁判员自行解决食宿交通问题，裁判员的食宿的标准为每天150元，各项开支统一向中国足协报销，不再由当地足协接待，裁判员不再参加赛前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