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他已经悔悟，他在为自己担心。
“那他现在有什么症状？”我问。
“症状？我……不，他以前身体很好，但是最近却常常感冒，咳嗽，精神萎靡，而且不思饮食……”他说话时的语调显得很忧郁。
“根据你说的症状，是不能判断他是不是患上了艾滋病的。因为其它的病症也会出现这些症状的。”
“但是，有人说……说那个舞厅里有艾滋病。”他惶惶不安地说。
“你能肯定就是那个陪舞女吗？”我问。
“不。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说。
我微微思索了一下，用一种温和的口吻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你刚才提的问题我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因为，我不知道与你那个朋友发生关系的陪舞小姐是不是艾滋病患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你虽然听说在那个环境里有艾滋病患者，但你又不能确定是不是那个舞女，这样凭空来判断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是没有依据的。”
“那怎么办呢？”他有些惊慌。
“我是否可以提两点意见供你的朋友考虑呢？”我平静地问。
“医生您请讲！”他赶快说。
“首先要弄清楚那个陪舞的小姐是不是卖淫的妓女，对不起，我是实话直说。”我停顿了一下。
“没关系，您请讲！”他急速地说。
“这事至关紧要。因为，如今在舞厅里陪舞的少女大部分还比较规矩的。有的是为生活所迫的，有的是为了好奇，有的完全是为了到那些地方去寻找剌激，但的确也有一些人是为了到那些地方去寻找出卖肉体的对象。所以说，只有后面的这一种才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高危人群，你懂这个词的意思吗？”我问道。
“我懂。我懂。就是感染率高的群体。”他快速地回答。
看来此人的文化水平确实不低。
“如果你的朋友与这个陪舞女还有一点交情的话，他应该去找这个人好好谈谈，我想，人与人之间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相互就会更加了解，那个陪舞女的情况就清楚了。”
“要是她不愿意说呢？”
“如果对她确实怀疑，而且她本人又不愿说，那么就只有做她的工作，让她去做个血清检查，这样对你的朋友，以及对那个陪舞女都有好处。”
“怎么做检查？到什么地方？”
“到省卫生防疫站，或者是市卫生防疫站，那里专门设有艾滋病监测中心，医生会经过采血后，从试管凝结出血清，通过酶标法来进行初筛诊断，对初筛呈阳性的血清，再采用印迹法进一步确认，这样才能最终判定检查者是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我讲解得比较详细。
“谢谢！谢谢！”他的话音没有轻松。
“第二点，就是要对你的那个朋友谈一谈情感价值的问题，今后应该如何……”
“对！对！我……我一定对他说。谢谢您，医生。”
我的话没说完，他就激动地打断了我的话。我想，凭着此人悟性，后面的语言就可以省略了。
放下话筒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七点零五分。
七点十四分。
电话响了。
我接到电话。
从接到第一个电话，我的思绪就离开了正在翻阅的稿件。
我作为该报“艾滋病咨询栏目”的责任编辑，曾经采访接触过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完全理解一个患上了这种绝症的人的心情，也同情那些被这个恐怖之症困扰着的人们。所以，当电话铃又响起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话筒。
“王医生吗？”话筒里传来了一个沙哑的男子的声音。听那声音大约三十多岁。
“王医生不在。您找他有事吗？”我温和地回答。
“他今天值不值班？”那人焦急地又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对不起！如果有事我可以明天上午转告他。”我很客气地说。
“这……这……”那人犹豫了一会说。“也没什么急事，我是要向他请教一个问题。”
“我可以帮助你吗？”
“你？女的，不……唉———算了，我改天再找他吧。谢谢！”
“那好吧。”
七点二十二分。
电话响了。
“医生您好！”
我才拿起话筒，受话器里就传来了一个带北方口音的男中音。
“您好！”我回答。
“您这里是昆明的咨询热线吗？”那人说话的声音十分柔和，听声音估计是个中年人。
“是的。您有什么事吗？”
“我……我是从北方打来的长途。有点事……有个问题想请教请教。”
“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一齐来探讨。您请说吧。”
“听说医学界正在抓紧时间研制治疗艾滋病的疫苗和特效药。是不是有了这些药物以后就可以像治疗感冒那样有效地治疗艾滋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