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你要吃饱得做工哪，
没人为你当牛羊。
老百姓呀管村庄，
讲民主，
爱地方，
大家，快活喜洋洋！”
这嘹亮而抒情的歌声一阵阵从大隆机器厂传出，曲调婉转，歌词优美，但熟知这歌曲背景的人都清楚，在此时此刻向往“好地方”的山那边，显然指的是解放区。
国民党特务们发了慌，勒令工人们不许唱这首歌。
工人们质问：“我唱的就是山那边，是我们上海的宝山，也许是台湾的阿里山，远着呢！你管得着吗？！”
特务们皱着眉头，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慌忙向其上司紧急报告这个厂利用歌声宣传“共匪”的异常情况。
大隆机器厂是一个建于1902年的老厂，在上海机械行业早已是名声大震，而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个厂中的力量更是名声在外。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陆京士就说：“要压平上海，就要先压平沪西；要压平沪西，就得先压平大隆。”
几天后，国民党特务冲进工厂，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11名在护厂中表现积极的工人。但特务们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吓倒大隆机器厂的工人们。
1949年2月，国民党特务借厂里春节放假之机，伙同厂里的特务在夜间开始进厂偷拆机器，8辆大卡车悄悄驶进了厂区。特务们干了一夜，在第二天一大早准备把装好的机器运走。特务们把机器装满了卡车，心中好不欢喜地走出厂房，准备启动卡车溜走。
天蒙蒙亮中，特务们睁大眼睛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厂门口黑鸦鸦的一片，原来早已站满了工人，一个个紧握着拳头一声不吭地立在那里，有的手中还拿着棍棒。原来是值班的工人在发现了这伙特务的行动后，立即向本厂的地下党组织汇报，这消息很快传遍全厂工人，大家从四面八方会集到了厂门口。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们运走机器。
这些国民党特务尴尬地“嘿嘿”笑着，在众目睽睽下磨蹭着爬进了驾驶室，关上车门就欲发动，准备冲出厂去，哪知工人们早已把卡车破坏，大卡车“嗡嗡”了几声，仍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特务一脸哭丧相走下驾驶室，突见大卡车的轮胎也是一个个干瘪瘪的，里面的气已经全被工人们放掉了。
笑声从工人们中间传出。
特务们只好扔下卡车逃出厂外，向其主子报告去了。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工人们唱起了这鼓舞斗志的歌曲，冲上大卡车，把机器又搬了下来，放回车间。
国民党特务哪能就此罢休，但也不敢明日张胆地再去强运，他们提出以释放前不久逮捕的11名工人为条件，以换取拆运机器。
狱中的工人们知道这一事后，传出消息，他们坚决表示：“我们宁可坐牢，也决不能让他们拆走一台机器。”
国民党特务见大隆工厂的工人坚持不让步，又采用更为阴险的办法。妄图迫使工人就范。这次是由国民党上海社会部的指导员刘瑞龙亲自出面，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他站立在长凳子上，大讲拆迁机器的好处，说：“拆了机器后，政府就会发给一张证书，保证工人职业和生活。”
工人们根本不予理会。
在刘瑞龙讲得已是口干舌燥后，工人们仍是以沉默表示反对。
站立在一边的国民党特务谈富根阴阳怪气地讲道：“这样吧，刘指导员刚才都讲明白了。我看拆不拆机器，还得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现在表决一下，好不好。凡是不同意拆机器的人站到左边来。”
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
特务们的这个阴谋的确很让人们难办，这一手也是很毒辣的：如果工人不站出来，那就说明是同意拆机器；如果站出来，那么，特务们也就轻而易举地抓到“为首分子”进行逮捕，进而达到拆迁机器的目的。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这一诡计，工人们心急如焚，一时想不出对付的办法来。
会场上人群没有移动，特务们开始洋洋得意起来。
刘瑞龙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怎么样？看来是没有人站出来了。大家也就是说对拆迁没有……”
“我们提出凡是同意拆迁机器的人站到左边去：”地下党员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人群中高呼道。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对！同意的站到左边去”的呼应声。特务们再找刚才首先呼喊的那个人，那声音已经被满会场的喊叫声遮盖淹没。
“同意拆的站出来！同意拆的站出来！”工人们在高呼。
全场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全场发出欢呼胜利的呼叫声。
那位刘指导员从凳子上跌了下来，在特务们的搀扶下，只好认输，败下阵来。
特务们边向外走，还边嘴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