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于大海捞针。看来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无疑将成为联邦调查局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他们在苏联的外交邮袋中又有了新发现，而且是重大的发观；一张某些公司和工商界某些知名人士的名单。文件上说得很清楚，这是一张联邦调查局开列的“不受信任”的公司和个人的黑名单。无疑可作为使馆某些人员工作时参考。这确实是一张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但它是怎么跑到苏联人手里去的呢？
联邦调查局立即开始追查。这一次似乎容易得多了。因为这份黑名单是属于AAA级的绝密材料，只供有关单位参考，不作政府传阅文件。而能接触到这份黑名单的只有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这三个机构的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员。在司法部有权阅读这份材料的只有司法部部长、刑事局局长和外国代理人登记科科长。
从上到下，例行的检查落到了这位科长头上。他首先声明，在他的手里绝密材料是绝不会出问题的。但他又承认偶尔，他的诚实可靠的政治调研员出于工作的需要要向他借阅一下文件。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是精于此道的老手了。听到这个情况，他们表面上声色不动，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就告退了。但暗地里他们立即对那位“诚实可靠”的政治调研员进行了最严密购调查。很快，朱迪·柯普朗的历史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他们面前。
“从她在大学期间所从事的激进活动来着，她皈依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
“那次与俄国青年代表的接触给她提供了一个向俄国人表白心愿的机会。也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她接受了苏联人的劝告，一改过去的激进面目，以求能渗透到政府的机要部门中去。这样，这个学社会法和社会心理学的学生提出想去中央情报局就不奇怪了”。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她下了这样的评价。她被列为特别嫌疑对象。
从那一天起，柯普朗的末日就来临了。她被二十四小时昼夜跟踪，她的信件被拆阅；她的电话被窃听，与她有来往的所有人都受到监视。联邦调查局还专门从美国陆军情报部借来一辆电波测向车，停在离她离所不远处的一个破旧的车库里，以防她用无线电与俄国人联系。罗网是如此的严密，柯普朗已成了笼中之鸟。面对这一切她却全然不知。她依旧是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每隔二、三个星期便去纽约度一个周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跟到了纽约。马上就发现了与她约会的那个人是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一名工程师，古比切夫。一切都清楚了。
***
朱迪·柯普朗被押上了法庭。但法官们很快就领教到了她的厉害。她声称，她“近乎狂热地爱着古比切夫”。虽然她承认，“爱着一个已有妻室的男人从道德上来说总是有那么一点于心不安”。但是，“正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感情自有一些理智所不理解的地方’，难道不是这样吗了”
她炯炯有神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法官。
至于对她“犯有出卖国家机密罪”的指控，她一笑置之。
“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向谁出卖了国家机密？”她反问道。“不错，我是和古比切夫在一起，但那是我们两人的私事。正如联邦调查局的先生们所看到的那样，我没有向他交递任何东西。”
“你为什么把机密资料的剪报放在手提包里，带到公共场所？”法官问道。
“这是我的疏忽，匆忙之中的疏忽，这不是犯罪。”
然后，她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她与古比切夫的恋爱史。她情真意切，心潮激动，讲到动情处，眼泪便潸然而下。
新闻界找到了好题材。柯普朗与俄国“乌鸦”的恋爱史充斥了各家报纸的头版。一些猎艳的小报更是连篇地炮制出一篇又一篇的轰动之作。什么“四十年代的玛塔·哈丽”，什么“俄国人打入司法部的一颗肉弹”。有一家《纽约周末新闻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
“……事实证明，这个有着一对大nǎi子的司法
部官员是征服赤色俄国的绝妙武器。既然经过严格
考验的外交官都不能抵御她的勉力，那么在那个国
家里大概就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她了。让我们设想一
下，假如我们有一千个、一万个长着象柯普朗小姐
一样令人心醉的大nǎi子的女人向俄国人发动进攻，
那将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很遗憾这样的人我
们现在还太少……”
法庭驳回了柯普朗的申诉，判处柯普朗有期徒刑二十年，判处古比切夫有期徒刑十五年。古比切夫声辩说他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美国法庭审判。但美国人坚持说古比切夫是联合国的雇员，因而不能享受外交待权。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文章。就在一个法官宣读对古比切夫的判决后，另一个法官“沉重地”宣布：国务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求对古比切夫的判决缓期执行，条件是他立即离开美国。私下里，这个法官对人说：“这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古比切夫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