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总要见上那么一、二次。”
科长表示完全理解。除此以外，在办公室里他也十分尊重她的意愿。每当她写调研报告时，她就向科长借阅只给科长及科长以上的官员看的内部文件资料。科长从没拒绝过她。而科长也总会得到报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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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三年过去了。朱迪·柯普朗一如平常地在她的岗位上勤奋地干着。她与科长的关系也进一步亲密无隙了。
每隔几天，她便要去科长的办公室借阅一些文件，而科长则从她那儿得到不同的乐趣。
每隔二、三周，她便去一趟纽约。日子悠哉游哉，极有规律。应该说，不管柯普朗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她都是成功的。
而且，她本来很可能成功地把她的戏永远地演下去，假如华盛顿不出那桩“外交邮袋事件”的话。
华盛顿的特工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特工一样总是对驻自己国家的外交官，特别是来自“铁幕”国家的外交官搞点小动作。他们最拿手的便是偷拆外交邮袋。
四十年代的外交邮袋传递制度还没有达到十分保险的程度，为了等候轮船（偶而是飞机），或是到了港口等候装卸手续，外交邮袋就被耽搁上十来个小时，甚至一、二天。这就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制造了机会。他们集中了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取外交邮袋里的秘密。
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各国的外交邮袋上都有只有自己才能辨认的暗号和记号。但联邦调查局那套偷开外交邮袋的本领却是非凡的，那过程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中世纪那些鬼鬼祟祟的宫廷阴谋家。
首先是通过关系（或是买通，或是直接安插自己人）把外交邮袋从机场或码头的特别仓库里弄出来，送上等候在一旁的汽车。汽车立即开到附近的一所房子里。那儿聚集着一大帮行家里手，有印章伪装专家、摄影专家、开锁专家。邮袋一到，失由鉴别专家观察邮袋的封口。同时，摄影师将封口摄下，并立刻冲洗，以便在封口复原时核对。经过细心的观察后，他们开始对付封上的火漆。通常来说，一国送来的外交邮袋上的火漆印章是不会经常改变的。所以伪造的印章早就准备好了。
但为防万一，还是有必要对火漆上的印章进行检查。有时，对方的专家们也会在上面耍些小花招。火漆被刮了下来，并一点不漏地被收集起来，以备下一次使用。虽然各国都有火漆，但各国的火漆配方都不一样，用对方自己的火漆总是来得保险一点。火漆被刮掉后，就开始对付铅印，再下来是捆住袋口的细绳。专家们各施神通，大显身手。邮袋被打开后再由信封开启专家来对付各种各样的大小信封。摄影师迅速把暴露在他们眼前的信件和文件拍摄下来。然后，按相反的程序，把这一切加以复原。
靠了这一手，美国人能够经常地知道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秘密。他们称这一手为“阿里巴巴计划”
然而，大约从一九四七年开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因为，他们在苏联人的外交邮袋里发现了使他们大惑不解的东西：美国人对苏联外交官的监视记录。例如，在八月中旬，特工们在外交邮袋里发现了苏联外交部发给苏驻美使馆的一个文件，文件对苏驻美的个别外交官的酗酒表示不满。文件中引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商务处三秘古斯塔夫·鲍尔在四月份的头三个星期中共酗酒八次。其中六次是在公共场所。特别有一次他酒后开车，把车的前灯撞坏了……这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犯傻了。因为这恰好是联邦调查局的跟踪监视记录。答案只能有两个：要么苏联人自己也在跟踪监视自己的外交官；要么是苏联人弄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机要档案。
联邦调查局进一步加紧了对苏联外交邮袋的“阿里巴巴4十划”，希望能从巾找出线索。因为，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前一种可能性小得几乎不存在。虽然，苏联当局通过克格勃对自己的外交官进行监视和控制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古斯塔夫·鲍尔酗酒这件事上，他们居然能够得出与联邦调查局一模一样的监视记录，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答案只剩下一个了：
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泄密了。
当然，苏联人远非笨伯。他们不会经常在外交邮袋里夹带可能会暴露出他们的情报来源的东西。即使这种事情偶有发生，大概也只能算是有关人员的疏忽。联邦调查局紧紧盯住了来往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邮袋。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他们并没有发现能够进一步表露出这个机密的泄密案的任何线索。与此同时，他们从内部追查这一泄密案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原因是，联邦调查局对外交官的跟踪监视记录通常是归入《每日机要》备忘录里的。而《每日机要》备忘录的散发范围是很广的，上至总统办公室、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长官，下到中央情报局、司法部等一些有关单位的中级官员。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作了一个统计，在美国有权阅读这个《每日机要》备忘录的不下千人。这还不包括这些人周围的秘书、副官、调研人员。因此，想从这么多的人中筛出泄密者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