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模样文静秀丽的少女是一件枪法出众的狙击手，先后已有三百多名德国兵死于她的枪口之下了。
“天哪！一个人打死了三百多纳粹！简直不敢想象。”她对同学们这样感叹道。
但是，奇怪的是，当代表团走后，柯普朗突然变得安静起来了，她开始出现在图书馆、阅览室等一些以前不常涉足的地方。
“我突然发现，我该搞搞我的毕业论文了。否则，我恐怕找不到饭碗了。”她对教师和同学们这样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论文的题目一定是‘论俄国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或者，‘大战中的俄国民族心理’。”有人跟她开玩笑了。
“你当然猜错了，顺便说一句，你巳经是第十二个猜错的人了，我的论文的题目是。“东欧战场上的局势展望以及美国所应采取的对策”
这是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柯普朗以翔实的资料和精辟的分析论证了希特勒不可逆转的崩溃。同时，她指出随着俄国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美国就应减少，并最终停止对俄国的援助。
“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向俄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拯救一个濒于灭亡的民族而不是为了助长共产主义。所以，当俄国强大到能抵抗纳粹德国时我们就应重新考虑我们提供的援助了……”
这是一段很有迷惑力的话，颇得民心，犹如当俄国处在危急时，柯普朗大声疾呼要给它提供援助一样。这一下人们，明白了，原来柯普朗早先表现出的激进并非出自她的本能，更非表示她对赤色俄国的向往，而仅仅是不使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陷于灭顶之灾。而这说到底也还是为了美国及西方的利益。显而易见，一个东方巨人的覆灭会使纳粹德国腾出手来扑向西方。既然这一点疑虑消失了，那么，柯普朗在众人心目中的印象就近于十全十美了。什么“一个奋发向上，无私无畏的女子”，“罕见的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当其他姑娘正沉溺于男女恋情时，她却为世界的和平而忘我地工作”，“出类拔萃，才华过人，为人宽厚……”等等。有着这样的评语，要找个好工作当然就不成问题了。她报出了第一志愿：中央情报局。
“我觉得在那儿的工作更能适合我的特点。而且，我渴望能在第一线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安全而出力。”她解释道。
金斯顿教授给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
柯普朗受到了例行的安全检查。结果没有被录取。
“只要发过一点儿激进言论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们都不要，”那位朋友私下对金斯顿透露道。
柯普朗又报出第二志愿：司法部。五天后她就接到了录用通知书。这样，打一九四四年六月，柯普朗正式进入了美国司法部纽约办事处的军务局经济作战科。她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朱迪.柯普朗变了变得更成熟了。一个激进，因而多少显得有点幼稚的青年学生的形象从她身上彻底地消失了。她思维敏锐，工作勤奋，一天到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对其他事则很少过问。时常有一些社会团体崇拜她以前的名声，慕名而来，要她在诸如“支持东欧人民重建家园倡议书”上签个字，或在什么“保卫世界和平协会”里挂个理事的头衔，她却如同避瘟神似地躲开。
“我讨厌那些玩艺儿，”她对同事们说道。这时她那双迷人的眼睛总会微微地眯起一点，透出一丝不屑一顾的神气。
她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同事们留下了好印象。而在她上司的眼里，她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她身上既没有那种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小职员习气，也不象有些漂亮的女秘书那样靠卖弄自己的胸脯或大腿来取悦上司。她靠的是才华和勤奋。
在朱迪·柯普朗的一生中充满着无数个谜。她这一时期的转变就是这无数个谜之中的一个。
到底是什么使得她在一个如此短的时期内由一个好斗的激进学生转变为一个保守的政府官员的呢？”若干年以后，在审理她这一案件时，人们多次提过这个问题。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是这样解释的：她接受了俄国人的“劝告”或“指导”，以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并尽量争取在政府的要害部门取得一个高位，或起码在敏感的岗位上取得一个位子，长期潜伏下来……
不知联邦调查局的解释是否有道理，反正这一时期的柯普朗确实是够保守的。她在经济作战科负责的部分工作是审查与政府和军方有军火合同关系的厂商和公司。凡是被经济作战科认为不合适的厂商和公司就不能得到政府的军火订购合同。柯普朗是严厉的。她要求那些厂商和公司绝对“清白”。凡是发现有与激进的，半激进的团体有一点联系的厂商和公司，哪怕是间接，也会被她毫不犹豫地从合同名单上刷下来并被转到“绿名单”上去（予以控制的厂商和公司的登记簿）。西海岸有一家颇有名望的航海救生用品有限公司，历来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承包商。但是，柯普朗发现它与著名的电影导演卓别林和其他一些“不那么规矩听话”的电影演员和导演有密切的关系．它还出资捐助他们拍摄过一两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