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下方是一块暗褐色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一句话：
“读书使人知情达理！”
沿着高墙走去，使能看到一座座红瓦顶楼房，隐身在高耸着的古树的绿茵之中，远远望去，宛若朵朵红花点缀着这满园青翠。但是，如果谁想把这儿看作一块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那就错了。只要稍为细心一点，人们就能发现这儿与外面那个正遭大战蹂躏的世界一样，同样充满着火药味。
在学生餐厅左面的一个柜台上，摆着免费赠送的本院出版的周刊《号角》。随便拿起一本翻翻，硝烟便扑面而来。
“请问丘吉尔，第二战场迟迟不开，到底何故？”
“再问罗斯福，租借法案名不副实，是何居心？”
“俄国人并非孬种，斯大林格勒之战便是证明。”
“吝啬的租借法案。”
这些文章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很能蛊惑人心。而且，读者能经常看到一个熟悉的笔名：“小刺猬”。这个“小刺猬”就是朱迪·柯普朗。用这样的一个笔名她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她确确实实是巴理森学院里一只好斗的小刺猬。
二十二岁的朱迪·柯普朗生性活泼，作风泼辣。无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股虎虎生气。
“你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俄国人对斯大林政权心怀不满，但又怎样解释他们正如此顽强地抵抗着德国人？”
一次，正当教世界政治的哈利教授在讲台上大贬斯大林时，柯普朗突然提出了问题。
“抵抗德国人是出于他们的一种民族生存感。”
“可你刚才还说只要有一点点的外部势力进入俄国，他们整个社会的基础就会立即崩溃。德国人进去了，但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崩溃。”她步步进逼。
“这个……柯普朗小姐，为了使我的授课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我建议，我们课后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教授退让了。
“她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事后哈利教授不得不承认道。
领教过她的厉害的并不只是哈利教授一人。事实上，在巴理森学院，柯普朗已成为纵论世界风云的不凡人物。她当时是三年级的学生，主修社会法和社会心理。但显然，她的兴趣并不在、起码不全在她的专业上。她注视着世界，对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尤为关注。和很多美国人的心情一样，她高度赞赏俄国人在抵抗德国侵略者时所显示出的勇气和决心。当然，她表现得更加直言不讳。在她的文章里和演讲会上，她愤愤不平地大骂丘吉尔是“小人”，是“伪君子”，因为他“不遵守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
“毋庸讳言，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在人类的生存正面临毁灭性的灾难时，意识形态应该，而且必须退到次要的位置上。然而，有的政客正出于险恶的‘战争政治’的目的，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冷眼观看着东方那个巨大的民族被摧毁，被吞噬。……这种置千百万人的性命于不顾，而整日盘算着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人是极其卑鄙的，是对我们所推崇的民主制度的亵读……”柯普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
对于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对俄国的租借法案，她认为“是件令人宽慰的好事，但远远不够。”
“……即使从最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我们也应该给俄国人以更多的援助。有人说，我们宁愿把飞机大炮扔到海里也不愿意送给俄国人。理由是：说不定某一天，俄国人会拿着我们送给他们的武器从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冲上来。但是，那些‘爱国的’先生们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俄国人完了，那西方世界也就指日可数了。俄国那巨大的资源一旦落入希特勒手里，他会把整个世界吞掉的……”柯普朗慷慨激昂地演讲。油黑的头发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配上两道浓密的眉毛，更显得英姿勃勃。她并不是在危言耸听。事实上她的观点在公众中有相当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美国的舆论便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应该援助俄国抗击纳粹德国；一派则主张明哲保身。正因为这样，柯普朗激进的言论并未使她落下“同情赤色分子”“皈依共产主义”的罪名。相反，不少人把她看成富有理想，富有进取精神的不凡女子。
“你放心好了，当你毕业时，我将以学校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你有兴趣获得工作的任何部门出具推荐信。”学院的领导，德高望重的金斯顿教授对她这样说道。
毕业前夕的最后几个月里，朱迪·柯普朗参加了由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机构组织的俄美青年互访活动的接待工作。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俄国人。这对她以后的生活道路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据后来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报告认为，“显然，她在那时便与俄国人开始了非一般的接触关系”．
那几个月，柯普朗的身心一直处于激动状态，她负责接待的是一个乌克兰的青年战斗英雄代表团。那些在战场上与纳粹鬼子进行过生死搏斗的英雄无疑使她崇拜不已。她仰慕他们的勇气和胆略，并为自己没有机会与纳粹鬼子当面拼搏而感到遗憾。代表团里有一位蓝眼栗发的乌克兰姑娘更使柯普朗顶礼膜拜。因为她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