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战争有结束的时候。而秘密的战争却从来不会停止。二次大战的硝烟未散，冷战的寒霜就开始冻凝。昔日大战中的盟友、敌手，有的重新组合，有的反目成仇……就在这阴云密布的年代里。一有一个姑娘走进了美国司法部的大楼。立刻，大楼上下传来一片啧啧声：“嘿，瞧这花蕊一样的小妞。”但就是这个小妞使联邦调查局一度慌了手脚。
事情开始得平淡无奇，象落了俗套的反谍电影：两个人，一男，一女，捉迷藏似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里串来串去。他们好象都在盼望着什么，又好象在提防着什么，时而跳下电车又奔上汽车，时而窜下汽车又跳上地铁。而且，不管他们到哪里，身边总有几个密探模样的人在跟着他们…··。
但是，请不要误会，这可不是在拍那些平庸不堪的侦探电影。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真实事件。故事的主角是二十八岁的朱迪·柯普朗，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女官员。和她一起玩捉迷藏游戏的那个男的叫瓦列金·古比切夫，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一名雇员。
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人在跟踪他们。因此；在约定的地点，他们全没有停下来。相反却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擦肩而过。男的给了女方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信号。
他们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一个上了有轨电车，一个上了公共汽车。好象是事先约好似的，他们又都开始玩起捉迷藏似的游戏来了。古比切夫在公共汽车上坐了三站。在第四站上，当车门刚要关闭的一瞬间，他敏捷地跳下了汽车。他心里明白，两个“尾巴”被甩在车上了。他忽地窜到马路对面，又跳上了一辆驶向相反方向的汽车，车门将关闭时，他又倏地跳了下去。他当然不是在消耗过剩的精力。苏联内务部出版的《海外活动指导手册》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来摆脱对方，无疑是一种
可取的方法（实践表明成功率是相当高的）。具体
的做法是：被跟踪的一方若无其事地站着或坐着，
看点报刊什么的，神态应该是专注的，仿佛对汽车
或火车的到来一点也不在乎。然而，当车门即将关
闭的瞬间须迅速冲进去。同样，在下车的时候也是
如此，先是装出一副不想下车的样子，然后在车门
关闭前的半秒钟跳下去……”
无疑，古比切夫对这本指导手册是很熟悉的。与此同时，在另一端的朱迪·柯普朗也在玩弄同样的把戏。
但是，他们今天的把戏看来不太奏效。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总鬼使神差般地跟着他们。这不奇怪，因为联邦调查局今天执行的不是例行的跟踪，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伺机逮捕他们。为此，联邦调查局出动了三十多名特工和七辆备有无线电传呼器的警车。
戏终于该收场了。半个小时后，柯普朗和古比切夫在三十六号地铁站的售票口碰面了。这一次，他俩没有擦肩而过、而是站着说了几句话。但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所盼望的柯普朗把她的手提包或手提包里的东西递给古比切夫的情景并没有出现。相反，古比切夫一头钻进了旁边的一个电话间，哗哗地拨起电话来了。
特工们犯愁了。马上动手逮捕他们？这样就抓不到他们当场交“货”的罪证。再等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说不定古比切夫是在给苏联领事馆打电话，只要挂有外交照牌的汽车一到，他们就能逍遥而去。联邦调查局就再也奈何他们不得了。
只能当机立断了。虽然那个恶魔式的胡佛局长曾反复交待要趁他们在递交情报时当场抓获，但眼下这情景远非胡佛所能预见到。与总部联系的步话机急促地呼叫着。最后，命令终于下来了：立即逮捕。身高马大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如狼似虎般地扑了上去，柯普朗和古比切夫转眼间便被塞进了汽车。
这就是战后轰动美国的第二个重要的苏联间谍案。这个间谍案由于被有意无意地蒙上了一层“桃色”的外罩而愈加显得扑朔迷离，真假莫辨。而且，尽管它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开端，最后却得到了一个出乎意外的结局：不了了之。但是，它对美国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纽约时报》的社论称它为一颗“清醒丸”，“使美国的公民们开始认识到苏维埃帝国是怎样无孔不入地对美国社会进行渗透的。”另一家三流的《纽约明星报》说得还比较公道：
“毋庸讳言，象柯普朗这样的事件并非俄国人所特有。然而，除玛塔.哈丽式的人物外（注：玛塔·哈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色情女间谍），俄国人比我们享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颇有诱惑力的意识形态。柯普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醉心于激进主义的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确实信奉这套理论……”
《纽约明星报》并非危言耸听，柯普朗的间谍生涯确实是从她患上激进主义思潮开始的。
巴理森社会关系学院座落在纽约西南郊外约四十哩处。
从外面看。这是一座幽僻、清雅、充满着书生气的学府。爬满常青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