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改造的步步深入，我们终于完全觉醒了。由于加深了认罪思想，开始萌发了谢罪意识，进而融化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铁壁鸿沟，逐渐培育起了友好情感。
1984年，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访日团来日访问时，日本新闻媒介根本理解不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次出版的金源所长的回忆录，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铲除非正义战争的思想根基，成功地改造战争狂人的伟大实践的记录。我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是这一实践的具体体验者。希望更多的人们阅读这本书，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改造政策。
1996年10月
（三）
蔡省三
我作为“蒋介石集团战犯”（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自1956年冬至1975年3月19日获得特赦释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20年。这期间，始终都在金源先生和其他诸位先生的管教之下。第一次见到金先生是1956年12月26日，我们来自中南的一批战犯，乘火车抵达抚顺车站。正值零下30多度的严冬，我们一个个浑身颤抖，旋即见到一位像是一般干部的人，提着热开水和饼干来到车厢，送到我们手里，叮嘱我们：“先吃点东西，饱暖饱暖……”这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温馨。后来知道，他就是管教科长金源。……1975年特赦释放离开管理所，金源先生早已是所长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在管理所大俱乐部举行宴会欢送我们的那天，金源先生再三叮嘱我：“保重！”宛如亲人话别。
长期在金先生等诸位春风化雨的改造中，我个人认为：金源先生是一位朴实的“改造人的艺术大师”。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艺术迷”，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实践，我认为改造人、教育人是一门“综合艺术”，从金源先生身上，突出地让我切身体会到这种“综合艺术”的重要、宝贵的质素。
艺术不是完全抽象的、空虚的，它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实际生活的“基因”，其核心应该是“真”，金源先生管教我们处处表现出“真诚”、“务实”。他虽身为所长，为全所最高领导，却经常同管教班长一齐到监号值班，直接同犯人接触，观察掌握犯人生活与思想情况，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他找犯人谈话，犯人也乐意向所长汇报。监号情况复杂，常常发生争吵，金先生处理问题时，总是让双方各自陈述经纬，耐心地听，然后平静地劝导双方。每每在金先生和言细语的劝导下，争执得以平息。就我所知，金先生从来也不曾大声训斥他人。
金源先生常常深入了解犯人的心病，以求对症下药，解除思想包袱。最突出的是“黄维水动机事件”。黄维与我是旧识，又是江西同乡，他从北京转到抚顺时，一身多病，极其消沉。我俩谈心，黄维说：他在佳木斯关押期间，偶尔看到一本机械学的书，他反复钻研，引发了发明“永动机”的念头，决心后半生从事此道以报效人民。却不料他的这些想法后来被斥为“借故逃避、对抗改造”而遭批斗，一些同犯亦借此侮辱其人格，加之体弱多病，刚到抚顺时，他曾万念俱灰，深感绝望。后来，金先生了解到黄维的内心想法，同他谈话，肯定黄维有心靠拢人民的愿望，并由所方作出决定，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黄维进行“永动机”实验。虽然试验失败了，金先生还是安慰黄维“创造切莫灰心”，并送黄维到沈阳住院治病，从而使黄维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改造积极性。黄维曾感动地对我说：“我现在才体会到，共产党的政策是真要挽救我们的……”
在六十年代中苏分歧以前，我曾暴露过对苏联、对斯大林以至对赫鲁晓夫不满的言论，而多次受到同犯的围攻，要求开大会批斗我。而金先生却耐心教导说：“大胆暴露思想，通过学习，求得解决，是改造之路。”我虽被同犯视为“顽固”，但是，金先生从来未曾“强加于我”，让我始终心情开朗，敢说真话。今天，我愈益感到，以金先生为代表的“真”使人心悦诚服。
一切艺术都不是冷酷无情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和善、温馨的感染力。金先生同其他管教人员贯彻“不打”、“不骂”、“不辱人格”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与人为善”的精神。更令人感动的是，金先生及诸位不仅“善始”，每批战犯到来，都有盛大的动人的欢迎晚会，让犯人有受到热烈欢迎的自然感觉。尤其特别注重“善终”更为难得。每个病故的战犯，不论其生前表现如何，都一视同仁地得到郑重的火葬，并以精致的骨灰盒存放骨灰。例如，江西的杨不平，在文革中，曾被视为“极端反动”，为此曾想投水自杀。此后，金源先生回所，杨不平正患喉癌，金先生送他到沈阳住院治疗。杨病故后，所方同杨的亲属联系，派专人将杨不平的骨灰同遗物送至南昌。
军统骨干廖宗泽病故在管理所，我1975年释放来香港后，同周养浩一起偶逢西德来的廖宗泽的女儿廖天琪，她问及其父情况，我们告诉她可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查询，一定能领取其父的骨灰。她先还有些怀疑，后来决定同她德籍夫婿马汉茂一起去抚顺试探一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