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复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审判。它第一次确认了非正义战争是一种犯罪，应该受到国际法的制裁。
无论是日本战争罪犯或者是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和伪满、伪蒙的战争罪犯，他们都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犯下了巨大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同这些战争罪犯算帐，给以严厉惩处。然而，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的长远政治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对这些战争罪犯并没有施以报复手段，而是对日本战犯实行“一个不杀，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的宽大政策，对国民党、伪满、伪蒙战犯，也同样“一个不杀，分别释放”，并且本着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分别组织他们从事劳动生产或政治学习，并在生活上、疾病的治疗和护理上给以人道的待遇，采取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的是逐步清除他们的罪恶思想，使他们转变立场，弃恶从善，改造成为新人。尽管对这些人进行改造非常艰难，但在中国政府英明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认罪服罪，表示重新做人，并在获得释放后，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有益的工作。这一教育改造政策的成功，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和改造史的奇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连那些一贯敌视新中国的势力也不能不折服。
本书的作者金源同志于1950年7月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起，至1975年4月战犯全部释放，一直在那里从事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使战犯改造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公安部于1964年授予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本书是金源同志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战犯改造回忆录，记录了改造的全部过程，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全貌。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本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我国近、现代史的教育，激发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大有益处的，在当今还有人企图歪曲、篡改历史时，出版这本书就更有着现实的意义。
（二）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 富永正三（日）
我首先热烈祝贺《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一书出版问世。
金源所长于1990年在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奇迹》——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一书的开头就写到：我于1984年10月20日率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团抵达成田机场时，受到被我国政府释放归国者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代表们的热情欢迎。
翌日，即21日，在日本各新闻媒介以“管制者应被管制者之邀来日访问”。“30年后的相逢”等标题报道了我们与中归联会员久别30年后相逢的激动场面。期间，日本媒介又提出“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本来是敌对关系在中国怎么会变成朋友？”等疑问。
几年前，中、英、意三国合拍的《末代皇帝》影片，在日本和世界各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仅3岁就登基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幼年起在宫中环境里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意识，但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改造政策指引下，改恶从善，成为一名普通公民。改造溥仪的具体实践者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所长及其工作人员。
伪满皇帝溥仪，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终于认识到自己前半生所走的路完全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的罪恶道路。最后，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于1959年12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时候，被宽大特赦释放。影片《末代皇帝》中，宣布特赦人员名单的人就是金源所长。
对末代皇帝来说，经历了由皇帝到平民的改造过程，我们同溥仪一样也经历了由杀人狂到恢复人性、热爱和平的改造过程。1950年7月，在中苏边境车站绥芬河，苏联政府将我们移交给中国政府，并被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我们抱着畏罪怕死的心理和自暴自弃的悲观绝望的心态，不肯低头认罪，反而抗拒改造的时候，和我们预料相反，管理所工作人员对我们给予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对待。当时，对于我们军国主义的日本军人来说，不可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才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战犯虽然犯下了严重罪行，但他们是人，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
管理所的各位工作人员都是我们的受害者，他们压抑着心中的仇恨，忠实地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工作人员始终如一的工作态度，深深感化了我们冷酷的心，我们才逐步觉醒起来，开始批判和反省自己前半生所犯下的罪行。然而，我们又都产生了推卸责任的错误想法，认为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干的，所以，一切责任应由上级军官承担。甚至替自己的罪行辩护，仿佛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侵略者是无法理解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心情的。然而，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