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最后释放的293名国民党战犯中，有10人要求去台湾。他们是前国民党军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军调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江西东部青年服务队少将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第204师上校团长张海商、第105师上校团长杨南屯阝、第68军政治处上校处长张铁石、第281师上校团长赵一雪。他们之中除蔡省三之外，其他人的家眷都在台湾。
释放他们前，毛泽东主席曾做了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对全体被特赦释放的战犯给予公民权利，能工作的给找适当的工作，
有病的要像我们的干部那样免费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要抚养。要求回台
湾的人，要给他们足够的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后要返回大陆，我们
要欢迎。
被释放的战犯，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和零花钱100元，在北京举行欢送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并宴请了他们，还组织他们观光了北京城。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北京、抚顺、山东、西安、内蒙古5个战犯管理所分别召开特赦大会，宣布释放名单，宣读毛泽东的指示。
这个消息当时成为海内外舆论的中心话题。特别是对台湾震动较大。特赦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即3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以《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释放战犯的动机和阴谋》为题，发表了社论。其内容有：
“这里至少有三个动机。第一是表现他们的‘宽大’政策；第二是表
明其内部安定；第三是暗示未来对台湾的武力冒犯。被毛泽东共产党监禁
的各界反共人士，虽然被毛泽东共产党戏弄，当作统一战线工具，但我们
给予他们无尽的关怀和同惰。”
3月22日，国民党机关报《香港时报》在一篇题为“向黄维等将军表示敬意”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台湾当局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此次发布特赦令，实际上是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其意图是让
我们政府难堪。但他们不知我们政府早有对策措施。毛泽东下达特赦令不
过24小时，中央通讯社发表公开声明，欢迎被释放的军政人员回归台湾，
香港政府也允许他们入境。其结果，毛泽东的宣传起到了反作用。”
台湾当局把特赦令看作是中共的宣传策略，认为10名战犯回台湾的要求是欺诈行为，所以，他们喧嚣什么“热烈欢迎”、“亲切关怀和同情”等等。可是，出乎意外，10名战犯按预定日程抵达香港。申请去台湾时，台湾当局开始丑态百出，他们立即变了态度，诬蔑10名战犯是“间谍”、“特务”，“是中共的统战工具”等，并为他们入境设置了许多障碍。
巧合的是，10名战犯抵达香港的那天正好是蒋介石的葬礼日，即4月14日。这个成为台湾当局的口实。台湾当局的发言人在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称，“中共选择国葬这一天让10名前国民党将领回台湾，对此政府非常讨厌。”台湾驻香港代表与《星岛杂志》记者谈话时说，“我们并不重视这10名战犯，他们必须以偷入境香港的难民身份办理申请入境手续。”
10名战犯要求回台一事，在香港和台湾掀起了风波。对10名战犯各界人士众说纷纭。4月18日，严家淦出任总统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表态。
他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所有大陆救灾民会要求救灾的人。但为了国家的安全，在接收他们时要慎重考虑，制定出预防措施。”
4月23日，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了比严家注和当局更加露骨的对策。
“期间，共匪开展释放战犯等统战攻势的同时，于4月14日出于统战
目的将蔡省三等10名战犯派到香港。几天来，他们这些人在香港散布了极
为荒唐和阿谀奉承匪徒的言论。这表明，他们是共匪统一战线的工具，遭
到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他们如果真的信念自由，应该公开表明反对共
产党和毛泽东，回归台湾的立场，并依法办理入境手续。”
4月末，10名战犯在台湾当局驻香港大陆救灾民会负责人谢伯昌的私人关系沟通下办理了申请入台湾的登记手续。本来说是几天之内办理签证，可是到了6月初仍没有办下来签证。原来，入境申请书应该呈送到台湾警备司令部审批的，但他们的申请书却送到行政院长蒋经国直接掌握的国家安全局。5月3日，英文版《弘报》证实了这个消息，“台湾当局拟派特别小组审查10名前国民党将领。”6月4日，《政报》报道，“这个特别小组由台湾调查局5名高级干部组成，他们已到达香港，并已对4名以上被释放者进行了调查。”
台湾当局根本不打算让10名战犯入境。4月25日，《远东经济论评》单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