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这样无法从笔迹上判定是溥仪亲自写的信，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坚持信是伪造的，急中生智地度过了一次难关。
布雷克没有退却。26日，他向法庭出证了乔治顿的一张照片，上有溥仪签名。但由于专家们鉴定不一致，没有下结论。尔后，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出示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溥仪访日时写作的。诗是这样写的。
万里雄航破飞涛，
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
两国申盟日月昭。
这首诗如实地描写了溥仪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事实。溥仪再也不能否认自己的笔迹，他承认诗是自己写的，可辩解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述。
他说：“我闲空时常常写诗，写他们高兴的诗句，但不能只从字义上理解。我不想在这儿非难你，你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你是想按着你的意愿让我歪曲真实情况，所以我不想与你论争。”
法庭上，溥仪一旦觉得对自己不利，就说“不知道”和“记不清了”，有机会就反问提问者，极力把自己描绘成被害者。
读者或许不会相信，法庭上一位美国法官对溥仪接连不断回答“不知道”，气愤地发了火，而最后他不得不表示歉意。
美方法官愤慨地说：“东方人士受压力时，你且想回避作证！”显然，他忘记了坐在法庭内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绝大多数旁听席上的人是东方人。会场内哗然，人们表示不满和愤怒。美国法官窘促地站起表示歉疚，并更改了自己的发言。
出庭作证期间，溥仪度日如年。这天是他第8次出庭作证，也是最后一次。法庭检察处出示了日本驻天津领事于1931年呈报日本外务省的一份文件。
文件上这样记录着：“土肥原贤二大佐已带着溥仪逃离天津。溥仪秘密乘车驶离住处直接驶往码头，在携带两挺机枪的4名警卫护卫下乘船航行至塘沽后，换乘日本船。”
《世界日报》在报道溥仪对此作证情况时写道：“据日本外务省秘密文件透露，因土肥原贤二胁迫溥仪，才引起了1931年的天津暴动，证实溥仪是在武装军人保护下乘船”。该报以此认定溥仪是被胁迫出走东北的。
但是，此报道与法庭出示的当前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文有矛盾。
电文内容有：“溥仪听了恢复帝位将会受到日本皇室的欢迎消息后，非常想复位。”
电文说的虽然是事实，可当时法庭无法证实电文的情况是否属实。
溥仪结束了为期8天的法庭出证。
溥仪给我讲述法庭出证过程之后说，他出狱后仍然时常反省自己过去。
他说：“因为当事者已经全部死了，如果我不说出在国际法庭作证的过程，谁也不可能了解真情。但为后代留下的历史，应该凭良心正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