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在我部队内部安插了不少特务分子，但是不久他们陆续被查出真实身份，绝大多数被抓获。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12万人。从此，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进攻能力，而解放区日益扩大。1947年12月，我被调任齐齐哈尔市第3公安分局任侦察股长。1949年10月中旬，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进入沈阳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
我在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了一年。在即将结束进修时，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董玉峰科长找我谈话。他是河北省肃宁县人，1938年参加抗日联军，是位身经百战的干部。他虽然只有32岁，可是由于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看上去好像四十出头的人了。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和蔼可亲。开始他询问了我学习情况和家里情况，后来把话题引到正题。
他说：“听说你讲日语很流利？”
“能讲一般的话。”
“你能不能翻译《政治经济学》这类书？”
“能译出大概。”
对他这种意外的提问，我没有多想什么。
光复后，中苏交往频繁，因而在中国年轻人之中掀起了学俄语热。日语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人学日语。那时满脑子排日思想的中国人，对日本语也有反感。他为什么问我会说日语呢？我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缘由。
我问他：“现在日语有什么用处？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回答：“敌人的语言也要学会，将来会有用处。”
董玉峰科长说完笑着瞧我的表情，他又告诉我立刻去政治保卫处接受工作安排。
政治保卫处办公室里已有几名与我一同学习的进修生，他们谁也不知道将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政治保卫处的一名负责人进来见我们几个人。从他的举止来看，至少是处级干部。他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几个进修生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所以把诸位叫来了。时间也许是短期的，还有可能是长期的。具体说的话，目前在苏联被监禁的日本战犯过不久就要引渡到中国。为了收容他们，在抚顺新设了战犯管理所。你们将全部到那里工作。管理战犯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新工作，估计会遇到许多难题。但是，这个事业具有巨大的国内外政治影响，应该认真履行这个任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并与斯大林就两国在政治、经济等许多领域加强合作问题举行会谈，会谈还涉及了处理日本战犯的问题。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为了维持在亚洲的霸权，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挑起了战争，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来说，粉碎美国的封锁，开辟外交渠道，走向国际舞台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因此，行使国家主权，处理日本战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可迫使西方国家从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出于上述战略上的考虑，经过协商，决定把监禁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
政治保卫处负责人给我们讲了把战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经过之后，要求我们几个人立刻前往抚顺赴任。
战犯管理所对我们来说是个特别陌生的地方。我们几个人都对这意外的工作任务不知怎么办好，大伙沉默寡言。一想到在高墙下与那些战犯朝夕相处，心里有股难以名状的情绪。改造这些豺狼般的战犯谈何容易？我有畏难情绪，接着去找政治保卫处负责人，要求调换工作或上抗美援朝战场上杀敌。那位负责人对我说，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天离开沈阳前往抚顺。抚顺市因有大型露天煤矿而名声远扬，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榨取中国人民血汗最多的地方。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抢过对中长铁路南端（长春至大连）的控制权，于1907、年成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掌握了长春至大连、安东（丹东）、沈阳等地的铁路管辖权，霸占抚顺煤矿，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至光复的40年间，抚顺成了日本的主要燃料基地。在煤矿当劳工的中国矿工们连米糠也吃不饱，却每天要被强迫干上12个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
抚顺市中心区位于浑河以南，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浑河以北高尔山山脚下。历史上有名的高句丽新城就在这座山坡上，山上的白塔是抚顺的象征。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是抚顺监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为了监禁日本人犯人和朝鲜人犯人于1936年建了抚顺监狱。那时这座监狱设施是比较好的，监房多为平房，共有七栋，面积为4700平方米，可收容1500名犯人。后来，日本鬼子扫荡抚松、通化、集安等地抗日联军后，把抗日联军战士关押在这所监狱，从此抚顺监狱变为收容政治犯的监狱。在这里不知有多少抗日联军战士和爱国志士被严刑拷打至残或被杀，这里是一个地道的死亡之地。日本看守常常把那些被拷打折磨至死的政治犯埋在监狱内。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