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战争爆发时新华社摄影部电告我设法采访位于伊拉克、约旦边界附近的难民营，可直到1月18日晚上，我的采访申请才批下来。这封用英、阿两种文字签署的文件注明：“兹有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一人获特许前往鲁威谢德（Ruweished）难民营（沿途一切军事地点除外）。此证仅供一天使用，必须于当日下午两时前离开鲁威谢德边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临的是交通问题，难民营离我所在的安曼有296公里，分社的两位文字记者因工作需要必须日夜照看几台电传机，收发文字消息，无法陪我去。尽管分社有两辆奔驰轿车，可都跑了有10万公里，车况不好，而且我的国内驾驶证还没有换成约旦执照，无法一人跑长途。可我决不想坐失首批进入难民营的良机。此时，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达工作的共同社记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兴致还大，他立即出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并在电话中告诉我，明早6：00整到我住宿的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来接我，我只需负责准备一些食品。
1月19日凌晨4点，我悄悄地起床，发动了白“奔驰”，先赶回分社传照片，可使馆的两条德国黑背（狼狗）一阵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凌晨6点，河野的出租车准时来到中国驻约旦使馆门前。我们立即出发。车内除约旦司机、河野和我外，还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大河曾任共同社驻北京记者，也是我的老朋友。约旦司机声明，沿途严禁照相，必须把相机放进包里。
汽车驶出安曼，以120公里的时速向正东飞驰，迎面而来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红通红，公路象一条连结我们和太阳的金色飘带。河野诗兴大发，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条金光大道！”大河激动得端起佳能相机就要拍太阳，吓得司机连忙制止，弄得我们的兴致全没了！
因为耽心多国部队轰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时有一辆辆载重40吨的巨型油罐车迎面驶来。河野问是不是从伊拉克来的，约旦司机坚决否认。这些“奔驰”（Benz）、“沃尔沃”（Volvo）和“曼”（Man）牌载重车轮胎边缘压得凸起，钢板弹簧紧绷，显然是重车。
在安曼以东80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庞大的无线电阵地，天线塔密如蛛网。远处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车载移动式雷达，雷达天线飞速旋转，附近是一群群草绿色的拱型掩体，估计是防空导弹发射器。沿途关卡林立，不断地查验我们的证件，并在记事本记下我们的姓名、国籍、服务单位、通过时间等。我不断地用仅会的几句阿拉伯语与他们打招呼：“萨拉玛雷空，西尼夏贝，萨哈菲，孰克兰”（人民中国记者，你好，谢谢）。他们一听说中国，总是连声说：“西尼，沙狄克”（中国，朋友）。这些值勤的士兵头戴美式盂型钢盔，钢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意大利造的美制M式步枪，腰系帆布武装带，腰右侧挂子弹袋，穿黑色高腰皮靴，两腿叉开，呈警戒姿势。公路上，涂迷彩的兰德罗娃军用吉普不时飞驰而过。公路两侧有蓝灰色的轻型轮式装甲车，车身下半截埋在黄土掩体里。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在阿兹拉克（AZRAQ）附近，我们迎头碰上从伊拉克方向开来的三辆外交车，上前一问才知道是刚从巴格达撤出来的埃及外交官。这位开白色奔驰280的外交官说：“巴格达情况糟极了（Verybad），各国使馆间不能彼此联系，我们只能听广播，看电视。据我所知除苏联使馆外，各国在巴格达的使馆全都撤空了。”当我们问道边境地区难民状况时，这位外交官摇着头说：“不能说。”河野追问：“为什么不能说？”外交官回答：“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我忍不住钻进汽车拿出相机拍下这些场景。共同社大河也拿出他的佳能T90一阵猛拍，继而按下快速回片装置，将照完的胶卷退出。就在这时，一位端M—16步枪的士兵大踏步走来，一把夺走我的尼康相机，同时没收了我们约旦司机的驾驶证。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复用阿文说：“中国，人民中国！”这家伙才稍有松动，但坚定地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拍照！”说罢强行打开照相机后盖，没收了我的胶卷。出租车司机已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半蹲在地。多亏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颜悦色地向士兵讲好话，士兵扭头走回50十米外的哨位，河野坚定不移地紧跟着他。我拎着被曝了光的相机，遥望河野指手划脚地恳求那个士兵。约摸过了10分钟，河野终于要回了出租车司机的执照，可出租车司机再也不肯往前开了！在河野再三地央求下，直到眼看着我把相机装入器材包，拉紧了拉链，才嘟嘟囔囔地发动了车子。我暗自赞叹河野的三寸不烂之舌，更佩服大河快速装胶卷的功夫。
在鲁威谢德（RUWEISHED）边防检查站，我们先到军方办理了手续，之后又到边防站警方办理手续。这里十几辆伊拉克汽车正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进入约旦，车顶上捆绑着各种行李。一辆大雪佛莱的右后轮胎扎了，几个人正在修轮胎。一位自己驱车由伊拉克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靠她的老式别克车（BUIK）休息，她告诉我们：她和她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