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她这几天可以任意在莫斯科游览，但离开时要告诉一个大致去向，免得有急事找不到她。
傅索安问：“我住哪里？”
“哦，对了！你还是住第二招待所去吧。”
傅索安又住进了对外谍报局第二招待所，她和一个分配在克格勃总部的特维尔谍报学校的苏联女同学取得了联系，借了一辆轿车，每天开着在外面乱兜风。有一天，她把轿车开到特维尔市，想试着去特维尔谍报学校，但在岔路口就被武装卫兵拦住了。卫兵把她从车上拉了下来，由于她拿不出证件（她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从未有过克格勃的军官证或者苏联公民身份），便面临着被扣留的危险，幸亏她开的那辆轿车挂着克格勃的牌照，这才得以放行。但是，当傅索安回到招待所时，那个苏联女同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仍很客气，还请傅索安去外面饭店吃了一顿饭，不过却收回了轿车。显然，她借给博索安轿车一举已经受到了克格勃的指责甚至警告。
这件事给傅索安刚刚转得舒畅一点的心绪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克格勃、在苏联是打入另册的角色，那天晚上，她给黄一煌写了一封长信，畅快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情，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写完后，傅索安又把信撕掉了，她怕黄一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为这封信而受到处罚。其实，这时黄一煌已经被派赴中国，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博索安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当晚不要出去，说有人来找她谈话。傅索安马上意识到要下达任务了，那种担心被派往中国的恐惧又像一只无形的手那样攥住了她的心脏，轻轻地揉捏并且往喉咙口推。傅索安连喝了三杯白酒，才稍稍定下神来。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一名上校军官和他的助手直到午夜过后才姗姗而到，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四十多岁，那个助手才二十三四岁，身材魁梧，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上校进门后，和傅索安握过手，又礼节性地吻了她，然后提议去餐厅喝酒。这个提议正中傅索安的下怀，三人随即去了楼下的餐厅。
上校和傅索安的谈话是在吃喝中进行的。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果然派她出国执行任务，不过不是去中国，而是去韩国汉城傅索安长吁了一口气，那只无形的手消失了。
从上校语调轻松的叙述中，傅索安弄清了要她执行的任务以及这个任务的背景：原来，1973年5月8日将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世界大学生篮球邀请赛，全球五大洲共有二十七个国家派代表队参加，其中有美国和苏联。从1968年左右开始，美国和苏联就在出口球类运动器械上面较上了劲。以前，一直是美国的球类运动器械在国际市场上占着销售主流地位，他们有职业男篮的一场场精彩球赛做广告，订单源源不断而来。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球类运动器械出口量也开始上升，渐渐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至1968年，苏联已经夺去了美国的一部分市场，连和美国相邻的、一向从美国进口比赛用球类运动器械的墨西哥也部分地放弃了美国市场，舍近求远改从苏联进口，这对于美国不啻是一记重重的警钟。于是，美国人开始考虑反击商业活动最有效的促销形式是广告，他们策划了不少广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轰炸式传播。
苏联外贸部门却另有妙着，他们不和美国打广告战，却在价格上做动作，以降价措施吸引客户。美国方面于是改变策略，从产品质量上贬低苏联的出口产品。这时已进入70年代，正好苏联的男、女球队在几次国际比赛中都取得好成绩，并且打败了美国。于是苏联这边乘机以此来标榜自己的产品，颇有成效。美国人眼看市场在一点点丧失，自是心焦如焚，一面改造产品，一面降价，一面扩大宣传，三管齐下才夺回了部分“失地”。至1973年初，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因此，这次世界大学生篮球邀请赛，对于苏联、美国而言，实际上是一次广告战：谁取得好成绩，谁就将在下一阶段的销售中取得优势。当时，苏联大学生篮球队的实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女篮，取得冠军有绝对把握。但是，男篮却不敢说这句话，因为美国大学生男篮一向是在全世界称王的。苏联方面对这次比赛的男女冠军是志在必得，连勃列日涅夫都在政治局会议上发了话。所以，为保证万无一失，就需要借助克格勃的力量了。
克格勃总部按照分工范围，直接向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下达了保证苏联大学生男篮战胜美国队的任务。第六部的特工专家分析了情况，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根据方案需要，行动必须由一名通晓英语、形象和韩国人相同的年轻女子去实施，于是，第六部的头头想到了傅索安。
上校断断续续说完，问傅索安：“听明白了吗？”
傅索安喝了一口酒：“是的。”
“有信心吗？”
“我想没问题吧。”
“很好。”上校满意地点点头，敬了傅索安一杯酒。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傅索安开始熟悉行动方案并对着汉城的地图了解美国大学生男篮下榻的“东海岸大酒店”